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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几乎都没有解决，有的甚至没有缓解还在继续发展。虽然增长的数字一再翻红，但质量已相当严峻，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尽快缓解和解决，或者处理不好，不仅将使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而且必然导致种种严重的社会政治后果。
中国体改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把这些问题和矛盾归集为三种不协调、三个突出矛盾和三大潜在风险。
第一，经济领域存在着三种明显的不协调。
一是供给与需求不协调。突出的是，由于积累比例过高，导致投资规模过大，投资品许多供不应求；消费比例过低，导致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购买能力不强，消费品普遍供大于求。
二是速度与效益不协调。目前，我国经济的总规模，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只占世界的4％，但每年所消耗的一些资源性产品占世界的比例：钢铁为30％、煤炭为31％、水泥为40％、氧化铝为25％。据此可以明显看出，投
入与产出的关系严重不相适应。
三是经济发展的目标与资源供给和环境条件不协调。我们已定的经济增长目标是今后10年再翻一番，20年要再翻两番。但许多重要资源，如石油、铁矿、有色金属和木材等，现在已经捉襟见肘，相当程度上依靠进口维持。生态环境的破坏，也相当严重，需要修复的任务已经很艰巨。如果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通过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来大幅度降低单位消耗水平，提高经济发展的效益，要继续保持20年的高增长是十分困难的。
第二，社会领域存在着三个突出的矛盾。
一是劳动就业不足的矛盾。我们现在统计公布的失业状况，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3％，同世界上许多国家比较都不算高。但包括范围不全。如果将至今还没有工作的大量下岗职工计算进去，实际已达8％左右，同世界许多国家比较，失业率就不算低了。假若再把国有企业还需要减员增效的多余职工即隐性失业的部分包括进去，失业率可能已超过15％。加之，我国农村还有上亿人的多余劳动力亟待就业，和城镇每年还有1000万左右新增劳动力必须安置就业。可以预期，我国的劳动失业率，肯定还会进一步上升。这对社会稳定的威胁是很大的。
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很快，原有落后的社会面貌变化很大。但主要是各个城市，在广大农村，除少数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效区以外，变化是很小的。因此，导致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很明显，突出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上。从其他国家经验看，合理的界限应当在1．5∶1左右，我国改革开放前为2．4∶1，太大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经缩小到1．8∶1左右，趋于合理。但进入90年代以后，这一差距急剧扩大，到现在已经超过3∶1。如果按照生活费支出的同口径计算，肯定已经达到4∶1以上，这是很不合理的。
三是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矛盾。一个国家居民收入的差距，按照一般公认的基尼系数计算：0．1－0．2为绝对平均，0．2－0．3为比较合理，0．3－0．4为差距偏大，0．4－0．5为差距过大。我国在改革开放前只有0．16，显然太平均了，不合理。现在扩大到了0．45左右，已经接近或达到了美国的差距，显然又太高了。这对保证人际关系和谐与社会稳定都很不利。
第三，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上，面临着三个方面潜在的巨大风险。
一是财政风险。按照国际上的一般衡量标准，一个国家当年的财政赤字，如果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累计财政负债如果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50％，可以说风险不大。我国现在每年的财政预算，赤字一般都控制在3％以内；累计的财政负债，按统计数字计算，至今还没有超过30％，似较合理。但包括范围明显不全。如果把最终必须由国家财政来偿付的几项隐性债务包括进去，如国有商业银行的呆账坏账，社会保险基金欠账和市、县、乡、村各级政府的欠账，实际已经远远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50％。一旦处理不当，有可能会带来巨大的财政风险。
二是金融风险。我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工商、中国、建设和农业），由于多年经营不善，到现在累计形成的不良贷款，不包括前几年已经剥离给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理的14000亿以外，已占总资产的20％左右，大大高于其资本金总额，说明实际上已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一旦经济或金融出现较大的波动，很容易导致局部甚至大范围的金融风险。
三是社会道德风险。主要是不正之风、腐败现象越来越猖獗，而且许多已经明显带有体制和制度的特征，打不胜打，防不胜防，解决的难度很大。如果不能尽快从根本上缓解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有可能会使我国的市场经济走入歧途，发展蜕变为“拉美式”的市场经济，社会诚信低下，贪污腐败盛行，贫富两极分化，经济政治动荡不断。若真如此，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不是成功，而是失败。很值得我们认真关注与高度警惕。
杨启先认为，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出发，有必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采取有效的对策和措施：
首先，在指导思想上，必须下决心转变传统的经济发展观念：重积累、轻消费，重速度、轻效益，重经济、轻社会，重生产、轻生态，重形式、轻实惠，重领导政绩、轻客观能力等等。确立新的科学发展观，认真搞好地区、城乡、内外、人与自然和经济与社会等五个方面的统筹兼顾，促进经济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二是在主要政策上，必须认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大力发展教育产业，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并在此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水平。力争用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社会增加值，来缓解和解决我国经济增长目标与资源、环境条件严重不协调的问题。由于我国现在一些主要资源产品的单位消耗水平，往往都成倍甚至成十倍地高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生产1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的单位能源消耗，我国是日本的11．5倍、是法国和德国的7．7倍、是英国的5．3倍、是美国的4倍以上。说明我国的能源消耗效益，只要能够达到日本水平的1／3，法德水平的一半，或者接近美国的水平，到2020年经济翻两番，能源消耗总量就可以基本实现零增长，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大大增加了。
三是在具体措施上，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以尽可能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益。我国现在经济效益低下，按照经济的所有制分析，可以明显看出，主要低在国有企业。如现在我国的全部国内生产总值
中，国有经济大约只占1／3，非国有经济大约占2／3。但在每年所消耗的资源和资金中，其比例正好相反，国有企业大约占2／3，非国有企业大约占1／3。说明国有企业的效益仅相当于非国有企业的1／2到1／4。只要把国有企业的改革搞好了，效益提高了，不必达到国外的先进水平，只要能赶上国内非国有企业的水平，不需要增加大的投入，经济至少也就可以增长50％－100％。因此，切实抓紧抓好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不仅是保证国有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所必需，从我国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来看，也是一项刻不容缓和十分重要的事情。绝不可等闲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