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中国足球真的是最不好玩儿，钱白白地扔到水里面，受委屈，挨骂，然后还很难看到前景，那叫忧心忡忡，欲哭无泪。
■本刊记者 何三畏 发自重庆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
在众多的社会角色中，他印了四个在他的名片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重庆市委员会副主席，重庆市工商联（总商会）会长，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他的事业是在55岁以后，从发动机开始发动，从摩托车上起飞的。他出生于社会底层，此前的半个多世纪里，他命运多舛，经历了戏剧般跌宕起伏的人生历练。
现在，他已经67岁了。他的摩托车已经做到国内“老大”，销往世界各地。在制造业里，他每年以两个新厂的速度扩张。在中国的民营企业家行列里，他拥有领先群伦的地位：中国的新一代民营企业家里，只有两个副省级干部，他是其中之一；中国的省级商会组织中，鲜有民营企业家做正会长的，他是其中之一。
他称他现在是三分之二的时间在从政。他多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侃侃而谈，成为会议报道的热点人物。朱镕基总理曾握着他的手说，“你是一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并几次在全国政协会议上点名表扬他。
他就是尹明善，一个具有政治敏感和商业天赋的人。
眼下，他正成为媒体的焦点。这是因为他“用百分之五的精力”担当的一个角色：重庆力帆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因为这个身份，他被置身于一个全国性的是非漩涡。
事起于足球俱乐部成员挑战中国足协。俱乐部要求“自己投资，办自己的事情”，要求从中国足协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权利”，要求获得足球联赛产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而这一切目前正在中国足协的“垄断”之下。他们以罢赛要挟中国足协。这就是被媒体称为“十月革命”的事件。
这是一个民意一边倒的事件。同情和支持俱乐部的“革命”，批评和反对中国足协的呼声很高，“唱衰中国足球”一时成为舆论主导。反映在媒体上，则是一场“语言暴力”的盛宴。“革命”成为一个高频词。这场始于足球的语言盛宴一开始就溢出了体育媒体，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媒体拿足球说事，使用着“十月革命”，“踢开足协闹革命”等极具象征性的词汇,并用“革命派”、“机会主义者”和“保皇派”来形容在“革命关头”的态度。在改革开放后的国情下形成的足球体制，成为一个政治寓言。于是，“你可以不关心足球，但你不能不关心足球体制”。
只有尹明善 “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
作为一位背负着大半生的社会阅历和政治经验的过来人，一位足球俱乐部的局内人，他比谁都明白这个寓言的性质。他很快就用几句简捷的短语概括了他的基本立场。
首先，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踢开足协闹革命”，斥之为触犯“天条”。
他拒绝使用“革命”“造反”等似曾相识的敏感词汇，虽然这些词跟他没有什么关系。
他称俱乐部对足协的挑战为“起事”。他说中国足球不需要革命，革命是推倒重来，革命不需要法律，而中国足球目前需要的是改革，改革就需要法律，需要依法进行，需要党的领导，而不是推倒重来。
尹明善的辩证法还在于，他对“起事”的态度是：理解，同情，但坚决不支持。进而，他又认为“起事”会促进变革，变成“好事”。
他成了这场“革命潮流”中的保守主义的象征。
作为足球俱乐部成员，作为一个投资人，一个先后投入三亿多资金却看不到赚钱曙光的人，一个熟知中国俱乐部里几成习惯的各种非法操作的人，他的态度令所有人感兴趣。他的内心真实的逻辑是什么？是他不想“将联赛产权、管理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归还各参与俱乐部旗下”？或者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在等待别人斗争的胜利果实？或者他的态度仅仅是为了兼顾他的各种身份，调和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正确”的关系？
“不可能” 的所有权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足球俱乐部和中国足协到底出了什么事？
尹明善：“起事”的一方反对中国足球的体制。他们认为，投资足球是“投资人拿钱办自己的事情，足协是拿钱办人家的事”。这种说法有很大的鼓动性，但事情不是这样。
我最不赞成的，是他们要所有权，这是核心问题，不可能的。
人物周刊：你是投资人，你为什么认为足球俱乐部不能拥有联赛所有权？
尹明善：没有这个权利。这是国际足联规定的。国际的赛事，所有权归国际足联，亚太赛事归亚足联。每一个国家的赛事呢，归这个国家认可的那个足球协会。而中国足协是国际足联认可的惟一合法代表。
人物周刊：你一再说罢赛触犯“天条”，你所说的“天条”是指什么？
尹明善：中国足协是根据《体育法》的授权管理足球，这是不能改变的。
中国特色最大的一个就是共产党的领导，绝对不能少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情况，在中国行不通。在目前的情况下，绝对不能离开党的领导。既然有党的领导，党制定了《宪法》，根据《宪法》产生了《体育法》……
人物周刊：足协是否一定得是一个官办机构？
尹明善：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只能是一个官办机构。这是中国国情。
人物周刊：我们假设，仅仅是假设——由足球俱乐部自己选举一个足球协会，情况会怎么样？
尹明善：不可能。那就是两个足协，就是“两个中国”。国际足联也不会承认。
人物周刊：要是坚持下去呢，要是不搞意识形态对立，并严格自律搞得公平合理呢？
尹明善：搞不下去。世界要有一个秩序呀。绝对的民主，没有；绝对的自由，没有。
人物周刊：但是，中国足协作为一个官办机构，它又在经营营利，它有法人资格吗？
尹明善：有。他是大股东。他有无形资产。他是出了所有权的。
人物周刊：政府机构凭什么有股权呢？
尹明善：这就像建房子，地是最贵的，中国足协就是出地的。
人物周刊：中国足球体制就没有问题吗？
尹明善：我认为，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不是体制问题，是法制问题。体制是不能改的，除非修改《宪法》。这件事情接触到我们社会的本质了，再也不能闹下去了，只能到此为止。必须要维护党的权威，为什么要一个官办的机构来领导足协，中国的国情只能是这样。
人物周刊：你说过，阎世铎是中国挨骂最多的官员。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他是最不好的官员，为什么他会挨“最多”的骂？
尹明善：应该这么说，我们中国的舆论管理得比较严，惟独在体育方面比较松。骂一骂（体育）官员没有什么。足球有一些特殊的规矩和特殊的习惯，在那里可以比较开放，你得允许别人大吵大闹，没有人说你扰乱秩序，这是全世界公认了的。这也是足球的魅力所在。阎世铎挨骂最多，是因为足球的公开性和相对的民主。
人物周刊 ：你为什么总是这样“正确”？你总有正确的大方向。
尹明善：那是因为我有多年的失败，多年的挫折。犯了很多错误才能聪明起来，我犯的错误太多太多。
人物周刊：还有，是否因为你是一个政府官员。
尹明善：有这个因素。呵呵，我还是执政团队中的一员嘛。
“既得利益者的革命”
人物周刊：你在判断“起事”的是非的时候，与你作为俱乐部成员的身份有关吗？假如你置身事外，你还会这样说吗？
尹明善：我给俱乐部打六十板，打足协四十板。
我对罢赛的态度是，理解，但不支持。虽然我私人和他们都是朋友，在这个（起事）过程中，我们有一些电话往来。我也非常同情和理解他们。大家投了那么多钱，没有回报，心里的焦虑，我能理解。但他们的方式我不赞成。
无论如何，罢赛是犯法的。至少违反了《合同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人家买了你的票，你得给人家打完。打得不够，是短斤少两。打假球，是欺诈。你罢赛，所有买了票的人都可以起诉你。第一票款要退，第二来回车票得补偿。还得认罚，三至五倍的罚款。每一块广告牌，是签了合同的，得赔。冠名的，得赔。没打足时间也得赔，不要说罢赛。一连串的起诉，哪个俱乐部受得了啊。
所以，在法制社会，罢赛，想都不要想。不论裁判多么不对你都不能罢赛，因为你签了合同的，只有因为不可抗拒的因素，才能不赛。至于什么叫不可抗，还不能自己说了算，还得有第三方。
足协的责任是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要是依法办事，哪有管不好的。赌球到现在为止，没有追查一次。许多的比赛结果，和地下赌球的完全一致呀。哪有查不到的哟。还有裁判的黑哨，这是触犯《刑法》了。有些人不但贪污受贿，还要以权谋私。龚建平判十年并不冤，但是我也同情他，因为同样的触犯《刑法》的人在逍遥法外，为何只判一个。
人物周刊：请你设想一下，足球管理怎样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尹明善：四句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第一执法要严。出现“刑事案件”，比如假球，可以申请司法介入。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最必要的。
人物周刊：你一直谈到法，但是，我想从个人来说，你本来就不太相信徐明他们。
尹明善：呵呵，这个，也是。哪一个（体育）项目管理得好，就会得冠军。只有足球，最混乱。这里有人欺行霸市，有人假冒伪劣。
这个市场需要整顿，是谁在喊呢？是欺行霸市的人在喊。而你本身在混乱中捞取了好处，你要起来革命，第一，别人不相信你；第二，也不应该由你们来主导，否则情况只能更坏。
把贪污受贿的人抓起来，把赌球的人抓起来，把“打关联球”的人抓起来，首先谈这个，谈法制建设。连法律都不执行，还讲什么道义。
人物周刊：对于上个月发生的事，你不批评足球体制，你只谈法律和制度，而媒体上的许多评论则在评论制度的合理性，你的思虑为什么不同？
尹明善：在足球场上，执法者是裁判，有人可以打裁判。“文化大革命”中以漂亮的言辞闹革命，以致砸烂公检法，这与公平是背道而驰的。一个国家最基本的是需要法制。遗憾的是，现在最基本的都差得太远，还谈什么道义呀，体制呀。
其实，按照现在的体制办，也可以办得很好。徐明他们那一套行不通。一些欺行霸市的人，占了便宜还卖乖。今天在喊捉鬼，当初放鬼也是他们。我们宁肯要现在的中国足协来领导，他毕竟是共产党。有些人可以说是天字第一号的流氓，如果让他们来掌握，那事情只能更糟。
一个人有两个球队，还在那里郑重其事地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什么呢？你要谁赢，谁就能赢。球员赌球不可怕，最可怕的是俱乐部投资人赌球。
“我对财富有愧疚感，做个足球队回报社会”
人物周刊：作为投资人，你对赚钱的事情好像一点不急。
尹明善：肯定是无钱可赚。现在足球圈这样混乱，本来可以少亏的，就会多亏。也许可以持平的，但结果却会亏。这样下去，终究不好收场。
人物周刊：去年12月28日，新华社发的一条消息，说你收购了红塔，就表示了对来年的联赛的悲观——就是指的这次引发风波的赛事吧——你这样清醒，这样悲观，又这样坚持，是什么道理？
尹明善：是的。就像奥运会一样，那么多的人前仆后继，一定有它的所图。北京申办奥运会，是为了展示国力的强大。搞足球，某种程度上也是为了展示它的品牌。虽然它不赚钱，它赚的是无形资产。
第二，还可能赚钱啦。每个人都希望赚钱，只不过我比较清醒。原来我以为五年之后可以赚钱，我已经干了四年，现在还没有希望，可能还要花五年。如果法制建设得不好的话，十年也没有希望，建设得好的话，可能三五年以内，可以做到少亏。
还有一点，我从一无所有，到富甲一方，我为什么这样富有？以一个人的能力，不应该获得这么多，所以，我对财富有愧疚感。我确实应该回报社会。做好一个球队是我对社会的回报之一。
人物周刊：在“这样乱”的足球圈，你怎样治球？赌球对球队有什么影响？
尹明善：我要求我的队员，绝对不能打假球。
运动员赌球，可以让你一天损失几十万，你花一两千万把他们养起，不外乎就是几个运动员，卖了几场球，就把球队掉了下来。辛辛苦苦经营的球队，就被一个队员两个队员给卖了，所有的队员的辛辛苦苦的劳动，废了。球队被运动员玩弄，当然他们背后是黑势力。
有一场比赛，一个电话打给我，我不认识的人，叫我出钱。要打平，一百万。然后一个球一百万。我回绝了，就去跟我的队员说，这场球我给你们加奖金，你们给我努力打——我想，收买到我这里来了，肯定也收买到队员那里去了，与其把钱拿给他们赌，不如发给我的队员。
至于那个企图让我出钱买球的人，他要是把我这里买通了，就又去招赌，说这场球是尹老板买了的。
人物周刊 ：你算过账没有，几年来，为足球投入过多少钱？
尹明善：投入三亿多，四年间每年收入有两千万，还有两亿多在里面。
人物周刊：你觉得这么多钱投进去，值吗？
尹明善：应该说还是值。我对财富的观点是，它要顺乎时代的潮流，一个人要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要做时代需要的事情。
人物周刊：如果有资质比较好的足球队要退出的话，你会不会考虑再把它买下来？
尹明善：有机会我会这样考虑。我的目标是要做中国最好的足球队。
人物周刊：足球为什么对你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除了现在的商业需要，你跟足球有什么渊源？
尹明善：足球给我们制造快乐，是一件好事情。
我运气很好的。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好的球队都到重庆。第一次看球的感觉是，我当时惊呆了，居然可以不用手，把球玩得那么好。从此我成了足球迷，感受到了足球的快乐。
我看过很多很多场足球。印象最深的一场，八一足球队到重庆来比赛，九点钟打球，班上没有一个同学有表，一夜睡不着，听得一位同学喊走得了，一群小崽儿，最大的十六岁。从学校走到大田湾体育场要一个半小时，走到的时候还没有天亮。冬天，怎么办嘛，跑步，跑累了，坐下来，更冷。那一晚是折磨惨了，就是为了看一场球，觉得很快乐。
人物周刊：足球到底给你带来了什么？作为一个投资人，足球好玩儿吗？
尹明善：足球给我带来了最大的快乐，也带来了最大的不快乐。足球是最好玩儿的，也是最不好玩的。
它是一个非常极端的运动，能够演绎出轰轰烈烈的故事，可以把内心的情绪真正地释放出来，有很大的魅力。我本人是一个真正的足球迷，跟球迷的感情一致。看到重庆每一场球，特别是三万人四万人的球，看到里面有我个人的一份功劳，我觉得我有成就感，如果我不养这支足球队，广大足球迷就不会想起我。我在足球圈里滚来滚去，热热闹闹几十年，给我带来的成就感，那种补偿，是局外人所不能领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