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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11月17日报道，最近一段时间，原复旦大学校长现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的杨福家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在部分高校校长中流传，并在这些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领跑者中引起震动和深思。
在这篇题为《我对高等教育发展中若干现象的迷惑》的文章中，杨福家教授直率地发问，当很多贫困学生接到入学通知书，却因付不起学费无法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他说，“豪华”和一流并无关系，对优秀贫困学生的关怀与否，倒是评估一所高校是不是一流院校的一个因素。
杨福家的迷惑其实也是很多国民的迷惑。客观地讲，这篇文章只是提出了一个很多人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倒是我国众多大学校长的“震动和深思”，更耐人寻味。
为什么连许多普通国民都能看到的问题，大学校长们就总是看不到？为什么我们平时很难听到大学校长们类似的思考和表达？一个“洋校长”迷惑了、思考了、发问了，才引起我们的大学校长们的“震动和深思”，难道他们自己都没有思考能力吗？
“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乃谓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早已被翻来覆去地说成了陈词滥调，然而可悲的是，苦口婆心地说着这句话的，往往是针砭教育时弊的媒体和评论者，他们代表公众向大学校长等教育界人士喊话。这难道不是一种悲哀和错位？
教育成了最热门的社会话题，从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无奈和苦涩。大学本应以健康的头脑和身躯来关注社会，现在却成了社会纷纷为大学“望闻问切”。从教育乱收费到贫困生家长自杀、从校园接吻到贫困生楼、从校外租房的争吵到北大校门禁入的纷争，满怀“创世界一流”豪情的大学，持续不断地把多如牛毛的问题抛给社会。大学以其自身思想和学术能力的羸弱，非但抵御、消解不了众多社会问题的倾销，反而使问题在校园内进一步发酵和恶化，并以种种触目惊心的方式“回馈”社会。
这就是被我们寄予了厚望的大学吗？这就是口口声声要进入“世界一流”的中国大学吗？
杨福家教授在“越位”，在说一些身为英国大学校长“不该说”的话，那么他的思考的越位，又是谁的思考和表达的“缺位”呢？
最近媒体报道了“浙大第一愤青教授”、浙江大学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副院长郑强的故事。他的奇特演讲与其专业毫无关联，却能享受到“3小时演讲有29次鼓掌”的待遇。他的演讲受到热烈欢迎，难道不是中国教育界的一大尴尬？郑强教授也在“越位”，那么他的“越位”背后，又是中国教育界怎样的“缺位”呢？
其实，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并不笨。也许很多问题他们早已想到。也不能简单地说，他们都没有教育兴国的宏大理想。但是，他们依然在沉默，依然在“盖大楼”。因为“很多学校的领导也懂得人才的重要性，但是很多钱是通过专项经费取得的”，他们也有难言之隐。那么，在这场有关学术、思想、现实、责任的激烈博弈面前，要使学校真正成为“大学”，就需要深层次的思考、把握、进退、取舍乃至坚守的能力。这一点，显然不是每一位宣布要进入“世界一流”的大学校长都能真正具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