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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民到千万富翁，透视山西煤矿老板暴富生态”，11月17日《新京报》用这样的标题做了开篇。“他们因煤价飙升迅速积聚资产；他们形成共同的消费习惯；他们捐资建庙讨好个别官员；他们被迫与当地百姓分享财富”，“到高档场所消费，动辄上万元；在北京购房、出国旅游、买车、把孩子送到贵族学校等等。”
看了这个长篇报道，了解到这些暴富的老板们挥金如土的状态，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在当地经济中所占据的分量，让人感到心寒。
现实的大环境是，能源的全方位紧缺。随着从去年开始愈演愈烈的全国性拉闸限电现象的蔓延，发电用煤已经成为抢手货，南方不少省市区都派专人在山西驻守，有的干脆怀揣大笔现金住在煤矿坑口，一旦有煤出井不问青红皂白就一抢而空。而煤炭市场严重的供不应求也自然形成了大多数煤矿几近穷凶极恶的超能力生产。
是这些导致了山西煤区产生出了太多一夜暴富的老板。
透过这样的纸醉金迷，笔者还能想到的是，黑压压的煤场，黑乎乎的矿工，全国越来越多的被挖空了地下的城市或乡村，对煤炭这种不可再生资源的无节制的掠夺式开采，低廉的劳动力支付成本，艰苦、恶劣的井下工作环境，简陋得几乎形同虚设的安全设施。
今年河南大平矿难里，140多名矿工被夺去了生命。而在这样的悲惨事例背后，是日复一日发生得太多的矿难。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煤矿企业每年因矿难事故死亡的人数超过千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在大平矿难遇难者中，来自贫困地区的农民协议工占95%之多。
在无法抗拒的GDP追求当中，地方官员在高利润带来GDP的动力驱使下，矿工安全被抛到九霄云外，矿主也就可以面对矿井张开的吞噬矿工生命的血盆大口安之若素。而很多矿工都是农民工，每一次矿难事故之后，便有更多的贫困者陷入更深的贫困。更恶化的生存状况又迫使贫困农民工不顾一切地再次投入低保障的高危行业。
同日《山西晚报》报道，中国煤矿尘肺病治疗基金会第一届理事会全体会议透露，全国有数十万煤矿尘肺病患者饱受病痛折磨，亟待救助。《职业病防治法》颁行已3年，该法要求，对从事有毒有害作业人员一律要在上岗前、在岗期间和离岗时进行体检。可据卫生部通报，2003年矿工三项检查率分别只有50.4%、43.6%和31.6%，该法在国有大型煤矿中大都没有落实，许多煤矿根本没有执行，地方煤矿和乡镇煤矿更是一片空白。
如此短时间里，山西就出现了众多家财千万计的富豪，而他们的财富里，浸透着那些遇难矿工的生命、以及更多矿工的血汗。
看看媒体上那些工友们面对死亡矿工少得可怜的经济赔偿(通常也就是区区万把块钱———大约是那些矿主们出入高档酒店一顿饭钱)而发出的羡慕与赞许，甚至说，“这事要是发生在我身上多好！”笔者怎么也不会对山西新贵的挥金如土有什么好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