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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7年到2004年，长三角经济合作走过了七年之痒。从当前的情况来分析，长三角扩容有利多也有利空。
●“利多”：长三角扩容的市场动力机制、内部动力机制和外部动力机制逐渐形成。
一是，长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动力机制已由政府主导让位于市场主导。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说，长三角区域经济整合的动力机制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目前整合的主导力量是市场力量，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政府推动已不是主要方面”。区域内正在推行的交通一卡通、异地金融结算、信用体系共享等整合举措，都是市场力量推动区域整合这个大趋势的一系列表现。区域内各类资本正在按经济要素收益率的导引作用而流动，劳力和高端人才也在走向市场化配置。
在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中国工业化进程进入新阶段的双重背景下，长三角以及长江经济带在国家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王一鸣预测，今年长三角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的比重将首次突破20％。据长三角城市峰会提供的数据，去年长三角ＧＤＰ总值突破2万亿元，达2．28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19．5％。此外，由7省2市组成的长江经济带的ＧＤＰ总量在全国的份额更是达到了45％以上。
王一鸣指出，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激增，全球资本和资源正在集中流向中国回报率高、综合优势明显的区域。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外资流入区域，是中国参与全球分工最有条件的地区。外资在中国的流向近九成集中在沿海地区，上世纪90年代时珠江三角洲地区处于领先地位，但从近两年的情况看，长三角的外资规模已大大超过珠三角。
随着中国人消费结构从吃、穿向住、行的转变，中国出现了以重化工业为突破口的新一轮工业化进程。长江经济带在这一进程中的特定地位已基本确立。重化工业需要规模经济的支撑，需要城市群、产业带和强大的配套能力为主要载体，更需要中心城市的现代服务业的支持。所有这些条件，长江经济带的优势最为明显。这使得长三角实现从区域到流域的扩容具备了市场基础。
二是，域内的驱动力与域外的向心力正在向扩容的同一大方向运动，形成合力。
眼下，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特征日益凸显。随着统一市场的逐步建立，生产要素的加速流动，资源配置的时空距离大为缩短。在此背景下，一个城市发展好坏、快慢与其所处区域的整体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上海为中心，以现有的城市为基础，逐步将苏、浙、皖一些联系密切、发展潜力较大的城市吸收进来，在渐进式的发展中逐步扩大长三角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共同打造“长三角”品牌的主张，在与会各城市中已形成内在驱动力。
不仅长三角15个“元老”城市对此认同，“外线”城市也颇有些万水归宗的心愿。譬如正在积极申请“入盟”的金华市的心态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市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的一位官员说，从去年9月起，金华就一直为争取加入长三角合作组织努力不懈。“我们加入长三角的愿望太迫切了，已做好了所有准备，万事俱备，只欠认可。”他边向记者展示一大叠申请资料边说，“长三角在世界上毕竟是块知名度很高的牌子，我们想利用它！”
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内外作用力向着同一方向上的运动，导致长三角合作组织加速扩容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三是，国家已在“十一五”规划中率先启动长三角区域规划。
这是宏观层面的外部推动。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第五次会议上，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副司长陈宣庆说，在国家正在编制的“十一五”规划中，区域规划将第一次“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在中国国内目前已相对成熟的几个区域经济圈里，国家决定先期启动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的区域规划编制，其中长三角地区在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区域规划工作将走在前面。
长三角区域合作已从初期的基础设施衔接向人才、要素市场等深层次领域深化发展。长三角区域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区域内统一规划、协调布局的问题已成为一个现实问题。陈宣庆说，在编制长三角区域规划时，将主要考虑的问题包括：从国家总体战略出发，明确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重点解决区域内各省市普遍关注而单一省市不能很好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好区域内产业布局的问题；建立促进区域发展的完整有效的政策措施。长三角区域规划在编制过程中将同时建立规划实施的保障机制，明确实施主体、实施办法和实施条件，使得规划具备约束力。
据上海市规划局人士介绍，不久前江浙沪规划部门已召开了联席会议，商讨城市规划衔接整合的问题。此次长三角城市峰会也把启动区域城市间规划衔接作为六大专题工作之一。长三角区域规划的编制，将不会是各城市规划之间的“简单拼合”，而是从调动整合整个长三角区域内城镇空间布局和产业空间布局出发，加强重大交通设施和信息能源设施的协调对接，实现大型跨区域的市政公用设施的共建共享，建立统一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机制。这对长三角扩容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利空”：合作的一中心模式与多中心模式之争。
简单地说，就是长三角合作由谁来挑头的问题。是采用多头的古希腊“元老院”式合作，还是寡头领军？换言之，长三角扩容，是上海扩张的过程，还是江浙等省与上海融为一体的过程？是体现功能差别的分工定位，还是坚持由核心圈向外扩张的“摊大饼”式发展？对此，江浙沪各有算盘。同质化、发展水平相当是长三角的区域特征。在泛珠三角“9＋2”格局中，地区差异大，发展水平差距大。有人曾这样作比，“泛珠”如山涧中的水，有落差，容易流动；而长三角就像水库里的水，大家在一个平面上，就很难真正流动起来。“泛珠”模式不谈谁是龙头，不凸显一地的中心地位，更多地追求合作共赢。不同体制框架和发展水平上的“泛珠三角”合作是自由结合、不论高下的多维的网状模式，是无中心的。而长三角的情况就明显不同了，从一开始，“15＋1”就在朝着中心辐射型的发展方向走。尽管上海具备了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潜质和部分特征，但在现行行政体系下，上海要真正实现它的龙头作用与中心地位还有漫长的路程。蒸蒸日上的江苏、浙江在长三角竞技场中不可能不强调各自的话语权。
以号称“长三角年”的2003年为例，关于长三角城市间恶性竞争严重、低水平重复建设、在吸引外资方面竞相压价的杂音仍不绝于闻。上海在大小洋山投资300亿元建大型海港，宁波港作为东方大港的希望因此而落空，浙江方面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曾经是共和国工业中心的上海希望将自己打造成“世界级都会中制造业最强大的城市”，在嘉定、青浦、松江173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推出旨在培育“商务盆地”、“服务高地”的“173计划”，以应对昆山等地的成本竞争。这令江苏反应激烈，部分江苏省人大代表联名上书全国人大，对本应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重点的上海市发展一般制造业的必要性提出质疑。在浙江，有学者甚至公开说，浙江的制度创新远远走在上海前面，以上海为主导的一体化，对浙江而言无疑是一种倒退。
再看看长江流域的合作，19年来，长江沿岸中心城市经济协调会“开花不少，结果不多。”会上大家热烈拥护，会后各打算盘，真“动”的不多。区域合作吆喝、表态多，真正破题行动难。陈宣庆分析说，现行的体制是行政经济区管理模式，这与流域经济合作对体制的内在要求是矛盾的。这些都给长三角扩容带来了不小的阻力。□
资料：
中国区域政策的四次调整
●第一次区域政策调整：珠江三角洲成为优势区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实施了向沿海地区倾斜的区域发展政策，最大的受益者是广东珠三角地区。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1992年，以“珠江水、广东粮、岭南服”为代表的广东轻工产品大举北上，可以看作是广东前一时期大规模投资的结果。
●第二次区域政策调整：浦东开发开放与长三角腾飞
1990年浦东开发进入实质阶段。从浦东开发开放政策出台的程序上看，它远不是80年代广东对外开放过程中自下而上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而是由中央政府直接宣布和推动的重大战略举措，两者的力度和战略意义不可同日而语。此后，随着1990年浦东的开发和开放，10多年来上海和长江三角洲的许多经济指标的增长率都超过了广东，长三角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的重心地带。
●第三次区域政策调整：西部大开发 1999年底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开始了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三次区域政策调整。中央政府主要通过政策优惠、财政支持、加大基础设施投入、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等方面来支持西部地区的发展。
●第四次区域政策调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大珠三角活力再现
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已经正式成为国家新的区域发展重点，将得到国家更多的政策和资源的持续投入。同时，珠三角在中国对外开放中的战略地位再次得到确认，“泛珠三角”整合成功和优势互补，意味着这个地区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将进一步凸现，并将获得广大而深远的经济腹地。
（朱文晖 张玉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