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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刘建昌博士在《经济观察报》发表《个人消费信贷是否可持续》一文。据刘建昌统计，2003年，上海的家庭负债比例达到155%，北京为122%，已经超过美国同期115%的水平。
一向以勤俭节约为美德的中国人是否已经彻底改变，一夜之间都成了“负翁”？京沪家庭真的“入不敷出”，负债率超过合理范围甚至警戒水平了吗？过高的家庭负债率会有什么的风险，如何把它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比例？时讯记者采访了业内专家为您带来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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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翁”统计：数据背后的现实
时讯记者辗转找到了刘建昌博士，刘建昌现供职中国建设银行，他以银行规定在职人员不能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要求。但是刘建昌表示，作为一篇论文，他在数据采集和统计方法上都是严谨的。他采用的数据都是当地统计局发布的“真实数据”，在论文中他对统计方法、统计口径也有一些说明，“但是在报上发表的时候这部分被简略了”。刘建昌表示，虽然“有些具体数值可能会有所出入，但是我的结论还是可信的，特别是排名靠前的几个城市”。
在刘建昌的文章中，他以各地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镇人口、个人消费信贷余额为依据，计算了上海、北京、天津、深圳、宁波、杭州等城市的家庭债务比例。其中，上海家庭的债务比例高达155%，北京达到122%，青岛、杭州和深圳等城市也达到了90％左右。而与之进行比较的是2003年美国家庭债务的比例，在刘建昌的文章中，采用的是金融债务比率（＝家庭债务余额／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百分比）的数据，为115%。
刘建昌的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媒体关注和专家质疑。据11月8日《羊城晚报》报道，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徐茂魁教授，和中国社科院左大培教授都对刘建昌的统计方法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
时讯记者采访了中国调查所所长李东民教授，李东民在仔细阅读刘建昌的文章后认为，刘建昌的统计方法没有什么大问题，“虽然在统计口径上可能会有所不同，比如美国是以家庭为依据计算的，中国是由个人数据转换过去的；统计家庭债务的项和类别，两个国家可能也不完全一致”，但是李东民表示，刘建昌的统计结果一点也不脱离现实，上海家庭高达155%的债务比例也并不“出乎意料”，基本上是“可信的”。
同时，李东民和美中金融协会副会长黄海峰博士都指出，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属于上升期，家庭和个人创收机会可能多于西方发达国家，灰色收入、兼职收入的比例也高于西方，而家庭可支配收入计算是不包括这些收入的。另外，黄海峰博士还强调，比较家庭债务比例，还应该考虑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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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收入群体承担高负债率
美中金融协会副会长黄海峰博士表示，虽然手头没有统计数据，但是从他的研究和国内外的生活经历来看，中国大城市中家庭的负债比例是偏高的。“中国家庭最主要的信贷消费是房屋。在西方比如德国，住房月供占月工资的比例不会超过三分之一；在美国，一个人月收入假如是5000美元，住房月供1000美元已经很高了。但在中国，特别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月收入3000元，每月要还5000元住房贷款的大有人在。”
投资银行家、前汇丰投资银行中国首席代表牛铁航先生则提醒广大中低收入家庭，和人们的直观感受相反，实证分析表明，家庭负债率高的往往不是高收入群体，而是那些中低收入家庭，也就是说，“负翁”不是真正的“富翁”。
牛铁航分析道，越是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越少，虽然他们消费支出的绝对值小，但是他们往往“入不敷出”，属于“低SAVING（储蓄）”一族；而那些富裕的家庭虽然支出多，但他们的财富总额大，收大于支，是“高SAVING”的。“银行里80%的存款是属于20%有钱人的。”牛铁航说。而相反，家庭负债比例高的，往往是那些中低收入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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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翁”解读：谁鼓励他们过度负债？
负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诱惑力？京沪等大中城市何以出现那么多“负翁”？投资银行家牛铁航从金融学理论上解答了这个问题。
他指出，无论企业经营还是家庭理财，负债经营都是正常现象同时也是发展的必要手段。牛铁航介绍了金融学一个著名的“MM假设”。该假设一认为，一个企业的负债率和企业的价值是正相关的，也就是说，负债越高，企业价值越高。因为负债越高，企业的内部回收率就越高，家庭或个人也是一样。
牛铁航举例说明，比如一个人拿出100块钱做生意，年利润率10%，也就是说他一年挣了10块，他的内部回收率就是10∶100=10%。但如果一个人只有1块钱，借了99块钱做生意，年利润率也是10%，还了银行贷款，他一年大概能挣4块钱，他的内部回收率就是4∶1=4。借钱做生意的人收益率是不借钱的40倍。“所以，贷款对企业或家庭都是有利的，它也能促进国家经济的发展。”
但同时，牛铁航指出，家庭的储蓄和支出的关系，和企业的资产与负债关系一样，必须控制在一个合适的比例。“MM假设”二认为，企业负债率和价值的相关性不是线性的，到了一定阶段会出现拐点，如果企业负债率高于一定比例，偿还出现困难，财务就会陷入危机。
美中金融协会副会长黄海峰博士则强调了中国家庭负债率高背后的社会因素。
首先是居民的超前消费心理增强。黄博士认为，“这一方面是好事，体现了居民对未来的信心；但另一方面，过度消费、投机行为会带来很多风险。”
黄博士认为，中国人目前在住房方面的提前消费意识已经超过西方人。“我在国外生活了十几年，我看到这方面西方人反而更保守。至少在柏林，有60%～70%的人都是生活在租来的公寓里面，而不是自己的别墅。”
其次是银行政策的引导。银行现在对个人信贷的资信、支付能力的审查并不严格，黄博士认为这是银行追求业绩的短视行为造成的，客观上鼓励了居民的信贷消费。
黄博士还指出，目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个人信贷消费主要还是房地产，房地产商的不规范经营行为和巨额利润，是迫使居民必须负债消费房地产的主要原因。
最后，黄博士认为，家庭负债率高，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社会法制的不健全。“对银行和房地产商的不规范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管，对个人欠债不还的行为也没有完全依法处理，这些因素都会鼓励居民的过度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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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给“负翁”买单？
家庭负债率过高会产生怎样的危机？
毋庸置疑，商业银行是家庭高负债率首当其冲的受害者。它面临承受大量呆账坏账的风险，虽然居民抵押的房产理论上可以收回拍卖，但牛铁航认为，因为中国法制的不完善，大量房屋可能收不回来。同时，家庭负债率过高，还可能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安定。李东民说，房屋不同于其他消费品，它是人们安居乐业的基本保障，如果大中城市出现大量因无法还贷而无家可归的人，会影响到全社会的稳定。
但最重要的影响，是家庭自身可能面临的巨大风险。负债太高，首先会直接影响家庭的生活质量和水平。“贷款太高，把原来应该花在教育、文化娱乐、旅游、健康方面的钱都挤占了。”黄海峰博士说，很多人都有一种感觉，按揭就是被银行按在地上，每个月揭一层皮。
负债高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和储蓄必然就降低了。但是在中国，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经济波动较大，人们收入水平不稳定，社会保障体系也不健全，人们必须留出部分积蓄以备失业、收入降低、养老、医疗、教育等方面的不时之需。
国外学者研究表明：高负债家庭对失业更为敏感，他们会放大引起失业上升的经济冲击的效果；失业会导致借款人还款困难，尤其是高通胀、高利率同时出现的时候，更是对借款人雪上加霜；持有浮动利率按揭贷款的高负债家庭对利率十分敏感，利率上升时每月还款金额上升，被迫削减消费或者动用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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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支招：银行采取弹性贷款
如何解决家庭负债率过高可能带来的风险？李东民认为，国家应该承担一部分风险。一方面，国家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的途径，解除家庭的一些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商和银行的监管，挤压出一些房产的泡沫，同时进一步开放和规范房地产二手市场，降低过高的房价水平，减轻居民的贷款负担。
李东民和牛铁航都提到了改善银行借款方式的建议。黄博士认为，银行可以采取西方国家弹性贷款的方式。比如对年轻人、低收入群体，或从事教育等行业的人士，实行低息或免息贷款，对高收入群体收取较高贷款利息，“像税收一样，利息也可以是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杠杆。”
李东民也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现行贷款政策比较死，可以借鉴国外更加灵活的方式。比如，将抵押的住房上市交易，“大房子还不起了，可以换成便宜一些的小房子。”
而作为家庭而言，专家们强调，基本的风险意识还是必要的。黄海峰指出，一个家庭的理财应该也是“两条腿走路的”，一方面努力工作，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可以适度参与投资，“但必须量力而行，如果投资超过了正常比例，就是投机了”。
黄海峰和李东民都强调，在住房消费上，中国人已经超前了，日本、韩国甚至欧美国家，其实也有很多人是租房住的。“在汉城，租房住的年轻人能达到70％的比例。”李东民说，如果买房按揭压力太大，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选择租房呢？很多人抱怨买房就像被“套牢”，那租房就是自我解套的理想方式，而且在流动频繁的现代社会，租房也会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