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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总工会的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基于此，新一轮的“清欠风暴”看来在所难免。而那些被欠新的农民工会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来讨回自己的血汗钱？广东省东莞市一鞋厂16岁打工妹，因为向老板讨要拖欠的工资时采取了过激手段，近日被一审法院以毁坏财物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期三年执行。（据《检察日报》11月19日报道）然而“激情”讨薪事件时有发生。为什么原本就属于自身合法权益的薪水，却采用如此极端方式，其背后究竟隐含着哪些因素？
首先，农民工处于社会的弱势地位，其利益表达困难重重。在上海的一次调查中，弱势群体找人大代表的仅为0.2%，而且不找代表的被访者多是因为不知道找谁。相对应的，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个体性或集体性的上访的方式。可在实际中，上访民工逐渐被定位成“刁民”，妨害了社会正常秩序。源于此，民工选择极端的方式讨薪也是历经多次尝试后的一个选择。因此，如何保障民工利益表达的权利，畅通利益表达的渠道是摆在当前人大和政府工作面前的一道难题。
其次，农民工由于法律知识和维权意识的欠缺，而易采取不同方式的非常规行为。报道中女孩“具有正义的无可奈何的维权行为”终究为她法律上的无知付出了惨重代价。其实，在许多“激情”维权案件中，原本都可以通过法律方式加以解决。然而，现实中许多民工因为缺乏基本的法律常识和维权意识，在一次次被“欺骗”和侵害后而走不轨路。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这样的农民工，因为受到的教育有限，不要说他们不知道进入企业打工时，应当和企业签订用工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连自己还有休息和按时领取工资的权利也一无所知。
其三，农民工拥有法律条文上的权利，而没有实有的权利。《劳动法》早已对公民合法劳动所得做了明文规定，并且不断加大力度保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从央视暴光到总理讨薪，从组建工会到完善法规，民工权益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级机关的重视。然而，“拖欠”薪水行为却在实践中屡禁不止。农民工虽然在法律条文上拥有法定的权利，但却没有实有的权利，合法的权益依然无法得到根本的保障。最近，国务院公布了《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条例》规定用人单位逾期不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将向劳动者加付赔偿金，如果此项能落到实处，那将是讨薪者的一个福音。
总之，长期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城乡社会结构的断层和居民心理的断裂。长期城乡二元结构分割下，国家在计划经济时代赋予城市居民与农民国民待遇时的厚此薄彼，造成了城乡经济差距的拉大，农民逐渐成为了社会的“弱势群体”，城乡社会结构出现了断层。居民对于农民的偏见早已成为固定的思维模式，而由此反作用在农民工对于城市居民的怨恨和仇视，“激情”讨薪的行为对此做了最好的注脚。一言以蔽之，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影响下，城乡社会结构不断分裂，而城乡居民心理矛盾也在实际中不断地激化，并开始呈现出心理断裂迹象。
然而在实践中，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不是一项政策，一次立法所能转变的，而是需要加强思想观念的教育，特别是法律方面的特别重要；在立法与执法过程中，给予社会弱势群体更多的权利保障。我们相信，在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关注下，农民工一定能在工作和生活中充分享受到“市民待遇”，城乡居民平等的宪法精神得到真正体现，那么诸如“激情”讨薪的问题必将得到实质性地根除，每年年底的“讨薪”浪潮必将在农民工的“提前回家”和“快乐回家”中得到遏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