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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旗环球金融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 黄益平
摘 要
我们估计，目前，中国民间金融的规模大约是9000亿元人民币（大约是1100亿美元），相当于中国ＧＤＰ的6．5％。因此，在今年10月份，国有和民间的信贷总和增长率可能达到了19％，而不是官方统计所公布的13．3％。
现在，政策制定者们担心民间金融的增长缺乏适当的监管，这种情况对国有银行体系构成了威胁，并且降低了紧缩政策的效力。
然而，我们认为，民间金融在一些地方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主要是在国有银行部门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按照收益和风险决定利率，在做出信贷决定的时候减少了道德风险，并且有效促进了民间经济中的金融业发展。
中国金融体系的健康和竞争力能够从新的民间银行设立、民间信贷的操作、对外资银行开放和国有银行的改革重组中受益。
因为宏观经济风险最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所以，最关键的是促进能够改善诸如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这包括引入自由市场、减少国有控制和进一步民营化。
如果将民间金融计算在内，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的信贷总额增长并没有真正放慢很多（见表一）。
风险与贡献
最近，民间信贷的发展是紧缩政策（特别是对信贷扩张的控制）的一个副作用。在这里，民间信贷被定义为家庭部门和公司部门彼此直接借贷，而且是游离于银行体系之外的。在一些案例中，这样的借贷采用从亲戚朋友那里借钱的方式，在其他的借贷中则通过设立非正式的组织——诸如“投资合伙俱乐部”或者是非正式银行机构——来管理和操作。中国的民间金融是中国现有金融体系对非国有部门施行歧视性政策所产生的结果。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资助浙江和福建民营企业的发展方面，民间金融扮演了一个关键角色。
在今年四月下旬，中国引入了行政性紧缩政策来调控中国经济，中小企业普遍面临信贷困难。这再次促成了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然而，政策制定者们之所以对这种发展感到担忧，至少有三点原因：
首先，民间金融的发展降低了紧缩政策的效力。为了放慢投资增长的步伐，政府部门在今年四月下旬引入了一套行政性紧缩政策，包括控制信贷扩张、出售土地的禁令和对投资项目进行合并。民间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意味着紧缩信贷并不能限制投资的快速增长。
第二，因为有效监管和规范的缺乏，再继续下去，民间资本市场可能意味着巨大的金融风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当民间金融非常活跃的时候，发生了几起非常典型的事件，不论是故意诈骗还是非故意拖欠，导致了一些地方的社会和政治不稳定。担心这样的事情很有可能会再次发生是非常正常的。
并且，最后，民间资本市场和国有银行部门争夺存款，国有银行体系已经非常容易受到攻击了。存款持续撤除国有银行体系能够引起流动性问题。在今年十月份宣布升息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指出，提高存款利率的目的把一些资金从民间资本市场吸收回国有银行体系中。
因为这些担心是合情合理的，因此，我们认为，政策制定者们可能低估了民间金融的积极作用。
一个主要的作用是，民间资本市场中相关的高利率将最终会放慢投资增长。尽管民间信贷帮助了一些借款人绕过了政府部门的信贷紧缩控制，这样的投资和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中获得贷款而投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只有那些确实能够获得良好回报的项目才能够承担得起民间资本市场上的高额利率。
中国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太廉价了——名义ＧＤＰ增长超过了13％，但是一年期贷款利率却只有5．6％（或者说只有5．3％，在10月份升息27个基点之前），这很可能只有长期均衡水平的三分之二。这不仅仅导致了过度投资，而且还导致了资本浪费，也造成了行政性控制投资非常困难。
在浙江省的民间资本市场，借贷的平均利率是12－15％。考虑到潜在的回报，这当然是一个更加合理的水平。同样，高企的利率也会打击投资者，因此，这方面是有助于宏观经济政策实现其目标的。
另一个主要贡献是资助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对未来的中国经济来说，民营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部门经常鼓励银行们借款给民营企业。然而，实际上，这一进程非常的缓慢。银行，绝大部分是国有的，一直深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对民营企业差别对待。同时，绝大多数银行并没有必要的能力去处理对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
当前紧缩政策的问题之一就是对中小企业的营运资金放款是不均衡的，而绝大部分中小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换句话说，紧缩政策为国有企业提供了更好的保护，这很可能和经济改革政策相抵触。
新兴的民间金融给民营企业提供了一种替代性选择。在浙江和福建，民营企业得到了更好的发展，对于地方经济的发展来说，民间金融也就变得必不可少。
规模有多大
虽然绝大多数官员和经济学家都同意民间资本市场的规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增长迅速，规模庞大，但是没有人能够提供一个合理的可信的估计。然而，除了对规模的粗略了解之外，对这个问题的一些争论可能已经超出了应有的范围。我们试图做一个大胆的尝试，来弥补这个缺口。
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步，我们研究银行贷款和银行存款的增长率，在最近几个月里，这两个指标都稳步地减速——银行存款的增长从今年四月年增长率为20．4％减速至10月份的15．6％，减少了四点八个百分点；贷款增长从四月份增长率为19．9％减速至10月份的13．3％，减少了六点六个百分点。
贷款增长减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和政府部门控制信贷扩张的政策是一致的。但是，为什么存款增长也放慢了呢？理论上讲，我们能够想到三种可能性——收入增长放慢、消费倾向上升和民间金融增长（或者其他投资行为）。我们知道，今年的收入增长实际上是加速了。在今年前九个月里，特别是农村地区，农民的现金收入年增长率达到了16％，而在2003年只增长了6．21％，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增长了11．5％，2003年也增长了11％。
改善消费将会放慢存款增长的步伐。在今年前三个季度，零售总额增长了13％，去年增长了9％。去年，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总额为5．3万亿（大约相当于ＧＤＰ的43％），这一数据比前一年名义增长了7．8％，如果今年名义消费支出总额也加速四个百分点的话，在今年一整年，家庭部门消费方面也将会花掉另外的2100亿元，这将会放慢存款的增长，然而，在经过转换之后，这对存款总额增长的减少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
所以，存款人，包括家庭、部门和企业，一定把资金转移到了其他地方，也就是说，转移到了它们自己的投资或者是民间借贷中去了。如果存款人没有转移他们的资金，银行存款又应该是多少呢？为了得到一个粗略的概念，我们假设了三个可供选择的存款增长率，从今年五月份至今，增长率如果为22％、20％、18％（在今年5－10月份，实际增长率为13．3％－18．6％）。首先是今年第一季度的银行存款平均年增长率为21％。2003年为21．7％，2002年为19％。根据我们的估计，到今年10月末，银行潜在的存款损失可能介于4810亿—13000亿之间（注：这种存款损失估计是累计的或者是库存的，不是指具体月份的损失）。
在所估计的三个增长率中，我们认为，20％很可能是一个最接近现实的估计，这主要是考虑到收入的快速增长和消费增长强劲。因此，我们对民间资本市场的粗略估计大约是9000亿人民币，接近于银行存款总额的4％，相当于银行授信余额的5．1％，相当于我们估计的2004年全年ＧＤＰ的6．5％。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一估计也包括了那些企业从银行存款中抽出以满足它们投资需求的部分。另外，这一估计假定了在今年四月以前没有民间金融的存在。
在银行贷款数据的背后附加这样的估计，我们发现，实际的贷款增长很可能并没有如官方统计数据所表明的那样放慢。在10月末，信贷总额（包括国有和民间的）的年增长率很可能达到了19％，比第一季度大约低了一个百分点，但是比官方所公布的10月增长率13．3％高出了5．7个百分点。这可能能够解释为什么实体经济部门的行动步伐，比如投资、消费和生产等，在最近几个月里并没有真正地显著放慢。（估计的贷款增长率将会达到年增长率21．6％，如果假设到10月末的存款增长为22％的话，同样贷款增长将达到16．4％，如果存款增长假设为18％的话。）
政策建议
在中国，民间资本市场的概念经常和金融危机和灾难联系起来。当然，任何的金融机构都会带来风险，何况是没有任何管理的民间金融。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它在中国会如此的兴盛。也许，从民间金融发展的这种经历中，有一些重要的教训值得去学习。
根据我们的估计，民间金融的规模一直很小，大约相当于银行业授信余额总额的5％，然而，在宏观经济发展和金融中间媒介作用两个方面，它已经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也在这两个领域显现出非常重要的政策信号。首先，宏观经济政策总是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第二，对于银行业改革来说，民营银行的发展很可能和对外资银行开放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一样的重要。
本质上讲，行政性紧缩政策（到目前为止，除了调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之外中国所采取的宏观调控政策）是微观的而非宏观的调整性措施。在一方面，行政性控制并不十分有效。民间金融提供了一个例子，证明了存在绕过这种控制的路径。我们已经知道，最近几个月里，投资显著放慢只发生在中央政府和国有企业所控制的项目领域。通过地方政府项目进行的投资、非国有的国内企业和外资公司的投资持续快速增长。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投资调整政策，仅仅影响到了总投资额的4．9％，并且，这些项目确实被取消的少于投资项目的1％。
另一方面，紧缩政策加强了政府的主导作用，而不是市场作用。政府控制和国有垄断得到了加强。中央政府官员能够比市场自身更好地决定未来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状况吗？我们仅仅需要了解一下电力行业就可以得到答案。今天严重的电力短缺很可能就是国家计划委员会错误决策的直接后果。然而，现在，政府部门再次做出判决：在房地产、钢铁和铝等行业存在泡沫风险。
因为控制宏观经济风险是相当重要的，行政性紧缩政策会带来正负两方面后果。改善宏观经济政策——比如说利率政策——的效力是更重要的，这就要求通过进一步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来改善政策形成机制，包括减少政府垄断和价格控制，加速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
民间金融的兴盛也指出了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本质上讲，民间资本市场在许多国有银行体系失败的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比如，根据相关的收益和风险设定利率，减少在信贷决策中的道德风险和民营部门的金融发展方面。
民间金融体系必然比国有金融体系的风险更大吗？适当监管和规范的缺乏显示出了一系列问题。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民间金融组织们的地方名誉和资产质量比那些地方的国有商业银行要好得多。举例来说，在浙江省台州市，两个由城市信用合作社转变而来的民营银行不良贷款率低于1％。这些机构经常对它们的客户进行调查、谨慎地评估风险和经常地追踪还款，仅仅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钱。在浙江省，如果贷款逾期的话，民间出借人会昼夜呆在借款人的门外等他还款。很难想象国有商业银行的员工会这样做。
假设抛开一些犯罪行为，在缺乏国有银行部门所享有的存款国有担保（或者是存款保险体系）的情况下，民间金融的确要承担更高的风险。
因此，推动民间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是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不论是带领它们进入适当的监管或者管理，还是在同样的原则下建立新的民营银行。这一改革同对外资银行开放和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一样重要，应该一同进行。尽管来自经济和工商业界的呼吁不断出现，但是政府部门在建立真正民营银行方面进展缓慢，也许，现在是唯一的机会。
注释：在中国，“投资合伙俱乐部”或者“会”类似于合作社。它通常由12－20名成员组成，并且每次都有成员能够根据事先约定的时间表得到合伙资金的支持（每个月、季度或者半年）。由于每个成员贡献的资金不同、事先约定的时间和所得到的合伙资金不同，其所得款项的利率有所不同。这样的“会”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就存在，主要是满足家庭在结婚、建设房屋等事情的时候对资金的需求。（立方 编译）少有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