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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产阶级之所以对总统大选表现冷淡，一来正是因为社会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政治法律体系，任何人上台都不可能为所欲为，所以人民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权力“随随便便”交给一个人，而不必担心他把国家引入灾难和邪路；二来总统有非常严格的任期，没有终身制；三来社会有非常健全的文化民主、经济民主、法律民主与政治民主相呼应，人民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包括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的所有掌权者行使权力进行一视同仁、及时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样一种“日常的民主”比大选时的民主重要得多，及时有效得多，成本也低得多。
旅美学者薛涌先生最近一篇文章《公民当以社区为己任》中谈到：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布什、克里之争），竞争激烈，投票率颇高，但美国媒体还是发现了一个不投票的中产阶级集团。这些美国人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特别关心时事、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当地的学校、教会、福利机构充当义务人员的主力。他们的哲学是，谁当总统只能影响远在天边的联邦政府，自己在草根社会的参与，才真正能够创造一个他们看得见、摸得着的更美好的世界。
中产阶级历来被视为社会最稳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的稳定剂和润滑剂。他们平时是那么关心时事、关心社会的一点一滴，为什么在大选这样的关键问题上，他们的表现反而要冷淡得多？相比之下，倒是那些家庭主妇、老年人什么的，对大选表现出非凡的热情。
这种看似矛盾的东西，其实有其深刻的内在原因。它首先让我想起了上世纪20年代致力于中国乡村运动的晏阳初们一个至今适用的基本判断：“农民对谁当部长谁当省长不太关心，他真正关心的是谁当这个县的县长。几千年来，县政府无论好坏，其职责都是征收赋税和过问民间诉讼案件，我们下决心把这古老的机构重新组织一下。”看来，不论古今中外，人们对权利、利益的取舍采取的都是由近及远的方式。
回到美国中产阶级的问题上来，之所以他们对总统大选表现冷淡，乃是因为他们的权利在日常的点滴生活中能够得到很好地实现。因为它的民主已经丝丝入扣地渗透于一切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当中，美国民众根本不需要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几年才一度的总统大选。那样的成本极高、代价极昂。一来正是因为社会已经建立了一整套制约国家权力、保障个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政治法律体系，任何人上台都不可能为所欲为，所以人民可以放心大胆地把权力“随随便便”交给一个人，而不必担心他把国家引入灾难和邪路；二来总统有非常严格的任期，没有终身制；三来社会有非常健全的文化民主、经济民主、法律民主与政治民主相呼应，人民可以及时有效地对包括上至总统下至普通官员的所有掌权者行使权力进行一视同仁、及时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这样一种“日常的民主”比大选时的民主重要得多，及时有效得多，成本也低得多。其实从根本的意义上说，法律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市场经济、文化自由，都是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只不过它表现为经济民主和文化自由。民主的本义是自由选择。
因为有很好的权利保障，美国人特别是其中产阶级不仅对总统选举表现冷淡，即使是对于市长（充其量也就相当于我们这里的镇长乡长）选举，也常常表现出游戏的味道。《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24日报道了一则趣闻：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一个小城普雷里城，由于参与竞选市长的两位候选人（一位39岁、一位80岁）得票数完全一样，居民最终决定采取一个类似于“掷骰子”的方法：投掷奖章选出自己的市长。而普雷里小城并不是第一个用投掷奖章或硬币选出市长的城市，2003年11月，犹他州一个小城的市长选举中出现了平局，也是以投骰子的方法选出市长的。
相比之下，今天我们中国农村民主选举村主任，人们的热情就非常高，有的甚至千里迢迢回家投票；甚至为竞选村主任而导致流血事件的也不乏其例。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有多少人会对居委会选举甚至市长选举感兴趣？但这并不等于中国现阶段农村居民享有的民主比城市居民高，也不等于他们对民主的热情比城市居民高。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享受到了更多的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不需要毕其功于选举领头人这一役而已！
这给了我们一个极大的启示：民主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固然需要选举方面的民主，但更迫切需要、与普通百姓切身利益更直接相关的是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民主社会就应该从这些地方起步，一定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日中国的“三农”问题可为佐证。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从过重的农民负担到事关当代和子孙后代生存的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维权的重心已经出现重大变化。调查的主持者、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表示，农村土地纠纷正在成为影响当前农村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首要问题。中央某媒体观众电话长达半年的声讯记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份最真实的原始资料：在6万条（次）的信息中，三农问题居于首位，为22304条，占总问题的37．2％，而土地问题就占15312条，占问题总量的25．5％，更占所有三农问题总量的68．7％，而社会上炒得热闹非凡的村民自治、民工工资、农村税费三大问题，分别仅为1612、1301和1195条，各占反映问题总量的2．69％、2．17％和2％，与土地问题相比，可谓“微不足道”。
这个真实的数字证明了我此前的一个判断：农民的土地、房屋、矿山、山林等的产权问题如果解决得好，村民民主自治的问题，中国农民的富裕问题，乃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阻力都会小得多。产权问题才是三农问题中至为根本的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