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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刚刚从美国回来，虽然略显疲惫，但谈起他的理想，谈起他的专业，依然滔滔不绝。从去年12月30日弃官从学后，他更加繁忙，教书、演讲、搞研究、著书立说、写评论、出国交流。虽然忙碌，但他很充实。从机关到学校，从官员到教授，他说这是一种必然选择，因为他一直就喜欢理论研究。对于一个思想者来说，自由是他最需要的。
我出生在江西那块红土地上，在那个参军光荣的年代，我应征入伍到了“福建前线”。1979年，我从部队考入中国政法大学前身的北京政法学院，成为这个“文革”期间受冲击最严重的政法院校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
走上学法之路并不是了解法律，那个年代没有多少人了解法律，只是向往北京，毫不犹豫地报了我的分数所能选择的唯一一所北京的学校。在那里我对法律及其相关的学科产生了强烈兴趣，而且我发现自己比较喜欢搞理论研究，尤其是宏观角度看问题。
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了军队，在解放军总政治部工作。当时应该说自己的地位和政治待遇都很不错了，但一年后，出于对法学难以割舍的钟爱，我又报考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研究生。在那里我有幸为我国著名法学家陈守一教授工作，使我学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品质。
现在来看，我的兴趣点可能与我们这个年龄段所走过的时代有关。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所接受的教育和观念与现在很不一样，小学的时候，老师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人民服务。那时还小，对这句话的理解很模糊，但那时的利他主义、集体主义人生观教育确实影响了我们一生。现在我也常追问自己，人活着为什么？
在学习法律以后，这种社会责任感变得越来越明晰，学法律的人受到的教育与中国传统的教育是很不同的，自由、平等、正义，法治、民主、人权构成了我们的基本价值观，我们会用这价值去观察、分析和衡量事情，我们会以之为目标而追求。我希望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促进中国文明和进步，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民主法治国家，公民权利得到保护，政府权力不被滥用，社会正义得以实现。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我选择了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因为人大是全国的最高立法机关，我觉得在这里我可以把我的所学利用上。那时候，人大这种没有实权的机关很少有人愿意去，我的一些同学都选择去了更有权力和更有利益的机关。事实证明，我去人大是对的，全国人大培养了我、锻炼了我，长期以来都有一种宽松的环境，领导都很开明，给了我思想理论发展的余地。在这里我的专业素质、理论研究水平提高很快，而且人大的工作性质很符合自己的兴趣点，我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研究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和宪法等宏观法理研究上。
我越来越觉得，中国要走向民主法治社会，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种宪政文化。一方面要发扬民主，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要充分发扬民主，建立一套民主机制；但也要防止极端民主的产生，要防止多数人的暴政。所以要学习西方的“违宪审查”制度，防止“恶法”。
中国要建立民主宪政，需要培养一种宽容的政治文化和环境。宽容妥协是宪政文化最核心的思想。要允许不同的意见和思想存在，因为思想的竞争是我们寻找真理的最好的途径，不应让知识分子在重演过去的悲剧。同时还要学会妥协。宪政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妥协，我们的社会要妥协，政治制度的设置更需要妥协，妥协后才能被大家都接受，才能合作和共同前进。中国的改变要从现在开始，从脚下开始。要逐步从完善我们的制度开始，完善人大制度，建立一种人们对宪政的尊重。
我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一书中就提出，现代社会之所以称之为民主社会，关键有两个重要标志：一要有宪法，二要有议会。宪法给国家权力划定范围，规定行使权力的方式。议会则使国家权力变为由众多人来掌握，并按人民的意志行使。人民通过议会实现主权在民的政治理想，议会通过立法保证国家权力必须遵照民意行使。
我们的社会在前进，我相信我们的祖国一定会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公民的自由会更得到尊重、他们的财产和各种权利会得到保障，他们会享受平等和正义。我们明白，前进的道路上要迈过很多关口，但重要的是我们不要重蹈覆辙，不要再让我们的后代经受我们前辈所受的苦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