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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士其
如今，唐士其教授略显凝重的脸庞上时常挂着微笑，但这与20年前那个初登北大的懵懂少年已经截然不同了——那时候，他被同学们戏称为只以读书为乐的怪物，在他并不宽的床位上，有且只有一个刚好能容下他瘦小身躯的空间，其余全部被浩瀚的书海所占据，不过，这却为他日后争取到了东京大学博士后的席位，并获得了在弗朗西斯·福山北大演讲会上最后一个同大师对话的“保留位置”。现在的笑容反映出他目前的状态：依旧能够快乐的读书，学术研究得到周遭旁人的赞赏，学生崇拜，领导满意，婚姻美满，喜得贵子……尚未到不惑之年的他自嘲道，与那些喜欢抛头露面的知识分子不同，他更喜欢专注于自己所爱之事，有时候甚至“更多地具有一个书呆子的气质”。然而，他不承认自己是一个“自居小楼成一统”的隐士，因为他的体内涌动着用自己的著作和思想来影响这个社会的血液，哪怕这只有10%的希望。如今，唐士其2003年出版的那本长达50多万字、被认为是中国近年来对西方政治研究最为透彻的专著《西方政治思想史》，已经进入到第三次印刷的履带上，悄然影响着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与社会、政治与法治等关系的根本看法……
我并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因为我读书做学问是觉得“好玩”，或者说，我希望把我所关心的问题搞清楚，然后从中获得快乐。而前者做学问的目的则是为了服务于政治、影响政治。
另外，我也不算是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我花费在思考上的时间远远大于写作的时间，知名度和“著作等身”也不是我所追求的目标。依我个人之见，一个知识分子的首要任务是追求知识的真理，而不是追求著作数量的多寡。在将一个问题搞清楚之前就匆匆发表看法，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所以，知识分子首先应该丰富自己的知识，掌握发言权和话语权，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但是，我也反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毕竟，社会总需要有人来关注公众的利益，知识分子理应承担起社会解释的职责。我认为，对知识分子来说，社会解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著书立作。人们喜欢看你的书，社会认可你的思想，那就意味着你自然而然地在影响人的认识和社会的进程；另一种则是直接参与到社会运动中去，就像马克思那样，其中最根本的就是构建法治体系。毕竟，法的本意应该是约束国家和政府的，而不是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倘若法律能够在程序上保证公众“上诉”政府的通道，那么就能最大限度的防止个人或少数人乱来。但是，我不主张把做学问和社会活动混在一起，否则研究就会溶入太多的主观因素，并很可能导致对真理追求的偏离。换句话说，学术和社会活动完全是两回事，二者应该保有必要的距离。
我自己更喜欢前一种方式。对我来说，读书做学问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知识分子的职责，我的眼睛时刻在关注着中国，关注它的一举一动。只不过我希望能较好地将两者分清罢了。
因此，我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能拥有更多的时间，这可以让我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做最充分的思考。而眼下最关键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花时间搞清楚“法治”究竟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现在仍然很模糊。比如，相对“人治社会”而言，到底怎样一个社会才能叫做“法治社会”呢？倘若一个社会是在由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而立法机构又是由部分人构建的，那么这个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算不算是一个“法治社会”？如果不能由人来立法，那么谁将承担立法的责任呢？
西欧曾经有大约一千年的历史表明，当时的社会没有立法权的概念，因为人们认为法律不应该由人来制定，而应由神来制定，或者是由传统、习俗等积累而成，如果遇到现有习俗法不能判定的地方，才由法官来做司法解释。与此同时，公众有权对法官的解释进行上诉，以此规避法官的个人主观性，确保公众在法律程序上有一条约束政府的通道。久而久之，就在法官的司法解释和人民的上诉之间，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法律，填补了“神”留下来的内容空缺，一个较为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社会”也就随之形成了。可见，一个真正的“法治社会”的关键在于立法主体和司法程序的公正。只是到了后来，随着政治体制的发展，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立法机构”，也就是统治者设立的机构，以及“人治”的法律。此时的人们，就好像关在笼子里动物一样被钳制住了，“上诉之路”也被渐渐堵死，正如马克斯·韦伯所描述的那样：“现代人是活在铁笼子里的。”
因此，在当今世界，美国、英国等所谓的“法治社会”较历史而言也都是相对的。“法治社会”的实现不仅取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类型，也取决于这种政治体制的外壳能否为公众提供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甚至取决于一些偶然因素。所以美国人常说“上帝在保佑美国”，的确也有几分道理。至于中国，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为公正公平的司法程序而努力，不管他采取那种社会解释方式。但是，考虑到未来不确定的偶然因素，一个法治社会究竟何时才能实现，或许只有时间才能做出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