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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瞭望东方周刊》以10个页码的规模做了一期“假记者公害”的专题报道。报道揭示现在的假记者与前些年相比呈现不同的特点，他们所服务的媒体，多冠名“中国”，如《中国警视专刊》、《中国法制新闻》、《中国经济论坛》等，总部大多设在北京，有些注册地点在香港，这些刊物通过在各地大办记者站牟利，而地方记者站则多以“曝光”威胁一些企业及官员。
我不知道假记者现象在多大程度上是国际性的通病，在多大程度上是中国特有的病症。以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了解到的情况是揭露国外新闻自由之虚伪性的材料极多，披露其媒体制作假新闻丑闻的时候也不少，但还很少有揭露以记者之名去招摇撞骗的。为什么单单在我们这里，有那么多的假记者，而且一个个都还混得油光水滑呢？这个问题也许值得研究。
众所周知，在中国，媒体的设立是一个十分严肃的审批事项，刊号成为一种资源。国际标准刊号，其实不过是一套编码系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它都不是稀缺的东西，但在我们这里是稀缺资源。这种稀缺性使得记者成为一个特殊的职业，记者意味着一种身份，这种身份被认为高出普通人，不仅受到特别的尊重，而且可以获得各种各样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假记者成群结队地出现，实在并不奇怪。
假记者招摇撞骗是否易于辨认呢？如果假记者与真记者完全是一路做派，自然辨别起来不难。但假记者与真记者在行为上往往是不便区分的。一个自称记者的人歪门邪道，可能引发真假问题，但不幸的是，即使这样，人们也很难判断他是不是假记者，因为假记者做的，真记者也未必不做，只是事情败露后才会有“招摇撞骗”和“违反规定”的不同定性。山西一个贫困县的宣传部长说，“我们每年应付记者的费用能买两辆桑塔纳轿车”，这笔费用恐怕不光是招待了假记者，记者出行到处受接待，收好处，实在太平常了。
10多年前我在《解放日报》写过一篇文章《由假看真》，冒充哪一种职业的人特别多，必定是因为这一职业适合骗子去为非作歹，骗子可以说是非常灵敏的观察家、最善于学习的实践家。如果真正的官员是威风凛凛，那么假冒的官员也会“手把文书口称敕”满世界乱窜。假记者以“曝光”到处要挟别人，只是因为真记者中也大有拿“曝光”搞钱的。
问题是“曝光”怎么会成为一种要挟手段。曝光，不过是将报道对象的某些“不足为外人道”的事情公之于众而已。对一个健全社会的媒体而言，把事情的真相告知公众，是很正常的事情，不需要专门发明“曝光”这样一个词汇来指哪一类报道。在那样的媒体中，见到与公众利益有关的事情，媒体加以报道都是天经地义的，被报道者是否乐意并不重要，而媒体如果有意不报，或者被报道者行贿收买记者，都将会成为丑闻。在那样的情况下，“曝光”不会成为一种威胁手段，真记者不敢这样去做，假记者也不可能以此牟利，以拿换取不被曝光的市场将会失去。
现在，记者不分真假，都可能干拿“曝光”勒索钱财的事情，说明的问题正在于“曝光”已经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市场，新闻的买卖变成了常规之内的一种现象。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曝光”已经不是媒体的天然责任，而是一件被人为控制的事情，想曝光就曝光，不想曝光就不曝光，这样做的结果不是曝光的“有序化”，而正好使曝光变得混乱，而且隐瞒真相成为一种无人以为耻的事，钱能通神或者权能通神成了媒体操作中常见的法则。正如禁酒令可能正好取消合法经营而成全私酒贩子卖高价一样，“曝光”报道的人为操控使得真真假假的记者可牟取利益，而且在这种状态下，因为记者的职业荣誉与尊严很不容易得到见证，也使得记者的职业精神与职业操守大受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