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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价值链”这一概念，是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于1985年提出的。
波特认为，“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表明。”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的，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基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销售、服务等；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构成了一个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即价值链。
价值链在经济活动中是无处不在的，上下游关联的企业与企业之间存在行业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的联系构成了企业的价值链，企业内部各业务单元之间也存在着价值链联结。价值链上的每一项价值活动都会对企业最终能够实现多大的价值造成影响。
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揭示，企业与企业的竞争，不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而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用波特的话来说：“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由一连串企业内部物质与技术上的具体活动与利润所构成，当你和其他企业竞争时，其实是内部多项活动在进行竞争，而不是某一项活动的竞争。”
当今全球企业面对的新兴企业环境是个什么样？也许最恰当的回答是生产的高度全球化。飞速的技术进步、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国际规章制度的强制执行都推动了全球价值链（GVCs）和生产网络（GPNs）的逐步延伸。这一全球商业场景增加了提高收入和提供就业的机会，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挑战。
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利用全球市场来挣更多的外汇，将出口产品多元化，更重要的是能够因此而掌握新技术，并提高生产效率。但是这也将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和产业环境置于更大的竞争压力下，迫使它们改善物质的基础设施并改善营商环境。此外，小企业和新企业一般不具有比较优势，更容易受到强化的竞争压力的伤害。
亚洲国家与全球价值链
越来越多的亚洲国家及其生产商参与到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从而为更大的市场提供产品和服务。在东亚和中国，这种情况尤其突出。在这里讨论涉及到三个部门：纺织品、电子产品和汽车。它们在全球价值链和生产网络中有典型意义。
纺织产业方面，整个制造过程中部分环节的迁移，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现了，当时是从北美和西欧转移到日本。然后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香港、台湾和韩国成为成衣生产中心。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全球纺织品和成衣的大半转移到中国大陆和若干东南亚国家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和菲律宾。
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些南亚国家进入了这一行列，而同时香港、台湾和韩国的份额则在下降。中国大陆和东南亚国家在美国成衣进口中占的比重从1983年的8％，上升到2001年的12％（东南亚），以及中国的8％到14％。如果以成衣出口量10亿美元为基准，1980年的全球主要出口国家地区是香港、韩国、台湾、中国大陆及美国。到1990年则要增加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印度和巴基斯坦。到2000年，菲律宾、越南、孟加拉和斯里兰卡也进入了这一行列。
在电子产业方面，亚洲国家参与全球生产体系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日本企业向中国台湾、香港和韩国发放许可证，最初是生产半导体收音机和手持计算器。从60年代后期起，美国和西欧的企业将劳动力密集的半导体组装工序转移到新加坡、香港、马来西亚和泰国。从此亚洲国家地区参与全球生产的程度一直在加深。
例如，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止，硬盘驱动器的生产一直在美国进行。现在，东南亚主导了这一产品的生产，其产品占全球总量的70％。希捷作为全球硬盘生产的领先企业，其全球的22个生产企业中，在2000年有64％的工厂位于亚洲。亚洲生产在该公司的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在1990年是35％，而到1995年就上升为61％。亚洲员工在希捷的员工总量中同期从70％上升到85％。
汽车工业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采取了进口替代的工业化政策，以促进这一产业方面的国内生产份额。从90年代起，贸易自由化开始改变并形成这一产业的国际化生产组织。现在汽车工业被看作是所有工业中最全球化的一种，其制造过程和产品广泛分布在全球进行。尽管亚洲国家参与这方面的分工的数量，以绝对数量来看尚为有限，但是其趋势是在上升的。东盟国家在全球的汽车单车销售量中的份额，从1990年的1.7％，攀升到2001年的4％。东亚国家，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中国，虽然单独计算份额都不大，但是市场扩张都很快，是推动全球汽车产业在90年代扩张的主要因素。
对上述三个领域的评估，也显示出中国参与全球生产过程的程度日益加深，特别是在价值链中劳动力密集的部门。这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产生了很大的竞争压力，由此而导致了公共和学术的辩论：中国加入WTO是否会严重损害一些国家的竞争地位？如果是否定的，那么它将如何影响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邻国的产业分工？
大多数学者和企业界人士认为，受到中国产业竞争力威胁的各有关国家，应该将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看作是新机会，而不是对自己发展的威胁。政策性建议有两个层次，一是产业层次，另一个是国民经济层次。在产业层面上，各国应该重视中高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应用。这需要通过提升教育来提高技术和技能而提高生产效率，并将本地的产业与外国产业之间架起有机的前向和后向的联系。
在国民经济层面上，发展有助于提升产业结构提升的要素至为关键。这包括了改善基础设施（内陆港、出口加工区、财政优惠）、劳工法律改革、政府职能和体制改革、创立或扩大区域间的贸易集团等。事实上，外来投资者也乐意报答这些政策努力，因为它们不愿意只依赖中国，或者在超出一定限度后继续依赖中国，因为这牵涉到战略风险。
因此，在风险和投资多元化战略下，亚洲地区或其他地区的产业和投资政策的改善，将有助于吸引外来投资者。简而言之，这些政策将有助于这些国家先减少因为投资者到中国的投资多元化造成的影响；其次也增加自己向中国的出口。
同时还要看到，中国本身很可能会通过提升技术含量来加强自己的竞争优势和提高效率。如此中国就会增加生产更先进的产品，在价值链上向上攀升。这样，对有关国家来说，中国只可能影响到没有能够实施产业和技术提升以加强与中国竞争的国家。
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改进
参与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可能使企业在单一生产活动中改善效率，或改变一揽子活动结构（通过关联或扩展到另一个网络），或者整体扩展到另外一个价值链。由此可以看到四大类改进：
一、过程改进，即内部过程的优化，比自己的竞争对手做得更好（如降低库存成本或损耗）；或者改进价值链内部的关联（如多次而小量的及时送货）。
二、产品改进，即产品的质量或性能价格比的改进，以及更灵敏应对市场（比竞争对手向市场推出新产品快）。这关系到内部的产品开发过程改善，以及价值链上与其他关节点的联系。
三、功能改进，通过改变内部活动结构来提升增加值。
四、价值链间的改进，企业活动移向价值量更高的链条，比如台湾从生产半导体收音机依次转向生产计算器、电视机、电脑监视器、笔记本电脑，现在正在转向生产WAP手机。
两种不同的价值链
根据研究，全球价值链有两种。一种是购买者拉动的，另一种是生产者拉动的。这种区别值得分析，因为两者的动力机制，即它们所产生的关系及互动，是各不相同的。两者带来的机会也不同。
一般而言，方便的技术往往促进购买者拉动的价值链而生产者拉动的价值链需要掌握难度较大的技术，因为它牵涉到紧密的协调以及自有产权的技术等等。
购买者驱动的价值链方面，大买主，因为有品牌和营销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可以设立这些价值链和网络。它们日益组织起来，强化协调并控制生产、设计及营销活动以满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国家的目标市场的需求。
这种价值链组合的是典型的劳动密集产业，与发展中国家密切相关，比如在农产品和食品产业、纺织、服装和鞋子、玩具、家具等产业。对于有品牌的生产者来说（比如雀巢的食品饮料价值链），最重要的是获取因产品的研发营销而带来的尽可能多的价值。因此它们非常在意维持品牌的价值并通过保护知识产权来阻止仿冒。它们的强势市场地位来自全球品牌和对区域市场开发的品牌的总和。
生产者驱动的价值链方面，这种链条上的主要生产者控制关键技术，而这种技术对于价值链适配于最终产品市场方面非常重要。它们协调各价值链及网络，帮助供货商和自己的客户提高效率。这种链条主要存在于中高技术产业，如汽车、电子产品和通讯等产业。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者多是成为劳动力密集的购买者驱动链的一部分。例外只是东亚一些新兴工业国和地区因为这些国家和地区日益介入资本货物和中间货物的产业，它们正在从购买者驱动链转向生产者驱动链（汽车、电子和通讯等）。
产业政策和制造业竞争力：
亚洲的经验
高效的供应链管理不仅有选址良好的运输基础设施，也需要灵活的进出口程序。东亚经济的成功，其重要特点是努力改善对于竞争力的驱动。联合国工发组织的有竞争力产业指数（CIP）显示，1980年到2000年间，大部分东亚国家地区的指数都在持续改善，香港和日本除外。所谓″驱动″，即结构因素，东亚国家地区在二十年中都有了改善和提高。这些因素包括了广义的技术（国内技术和通过外资带入的外国技术以及专利许可）、基础设施、人的技能（尤其是技术教育）等。
另外一个共性是，它们都善于扶持能够支持企业的中介组织。比如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都设立了投资促进机构，而中国设立了许多科技开发区，以提供有活力环境给企业去发展。新加坡的生产力和标准署则与公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一起配合，保证企业按照合乎国家、国际和行业标准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来。台湾也设立了质量监察机构，以确保企业生产的是满足出口质量需求的产品。
亚洲国家地区的经验是双重的。首先，产业政策的制订是因国家地区而异的，各国各地区制订出适合自己的战略来，决定采取那些配套的机构措施和制度来配合产业战略。在这方面，国家的创新和学习系统受到重视是非常关键的。其次，扶持驱动竞争力提高的要素，以提高产业的竞争力也非常重要。
工业发展的框架性条件是政治、社会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政策环境的前后连贯一致和可预见性，决策过程的广泛参与性和透明性。如果这些框架性条件一两个方面不足，则会影响国内和国际投资者的投资欲望。亚洲小虎都意识到这些框架条件的重要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