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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前三季度，上海的外商投资增长率只有广东的十二分之一，而在去年，苏州已在外商投资这一项上压住上海。面对着头上顶着众多光环的上海，人们开始有了疑问，上海“病”了？事实上，上海一直致力发展的金融业步履缓慢，而上世纪90年代将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出去”的政策反而喂养出环上海的“经济群狼”，如今，大上海陷入两难
上海失宠
国际先驱导报上海特约记者凌飞语报道 十年前，王洁是上海第十棉纺织厂的职工，十年后，她成了上海南京西路上一家餐馆的大堂经理。这个女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她自己的命运就是整个城市命运的缩影。从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到中国的第一商业、服务业重镇，上海的命运如今又到了一个关口。
外资是上海的支柱
上海是不是出了问题？在看到上海今年前三季度吸引外资增长率下降的时候，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据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主任潘龙清介绍，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海市吸收合同外资总量在2004年前五个月有所下滑。今年前三个季度与去年同期相比仅增长3％，达92亿美元。潘先生预计，今年全年上海市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总量将增加10％，远低于2003年的增幅。
这对于上海这个连续12年经济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以上的城市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更何况他的竞争对手都在努力吸引外资，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去年，上海在吸引外资的总额方面输给了邻近的苏州。今年，以珠江三角洲为主的广东，前三个季度的合同外资增加了36.5％，达130.4亿美元。不仅如此，在对手的名单中，还包括了杭州、无锡、宁波等一长串名字。
外资对于上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曾经把上海的经济增长模式比喻成“起吊机经济”和“脚手架经济”，他的意思是，上海经济的发展主要靠两个项目支撑，第一是外资，第二是房地产。到目前为止，上海的外资项目超过3万个，吸收合同外资的总额也超过了800亿美元。上海与江浙和广东的经济发展呈现出一个不同的发展趋势。在其它地方，有众多的民营企业支撑着经济的发展。
商务成本过高导致产业迁移
因此当外资下降的时候，上海开始紧张了。为什么外资下降了？来自潘龙清的解释是，上海的商务成本和土地价格比周边地区高是正常的。但是他同时强调：“我们仍有总体的竞争优势，例如政府行政效率高，社会稳定，司法体系日益完善，以及大量技术人才。”
但是美国马里兰大学的经济学博士李正道却认为这样的优势并不是永恒的。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其他城市目前也在积极改善自己的政府效率，司法体系，以吸引外国投资。而人才本身也要考虑自己的生活成本。上海目前高昂的生活成本对于人才来说也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
对此，王静颇为认同。这位毕业于武汉大学的浙江姑娘，原来最想去的地方就是上海，但是后来经过考虑去了苏州，目前供职于三星公司。她认为，苏州现在整个城市的发展非常快，而且相比上海，各方面的生活成本要低廉一些，生活环境反而更好。
人才的迁移是随着产业的迁移进行的。李正道对记者说：“产业迁移对于上海来说是个很坏的消息，因为这个城市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成为自己所想成为的金融服务业中心，而一向依靠外资和房地产来发展经济的上海，将面临放缓发展的威胁。”
近年来，上海外资因为各方面成本高而迁出的例子并不在少数。联合利华便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个公司将生产基地迁出上海后，其员工工资一般只要600～700元左右，而这在上海是不可想象的。联合利华(中国)公司新闻发言人吴亮对记者说，生产基地从上海到合肥，联合利华的综合生产成本已经降低了30％。
像联合利华这样将生产基地搬出上海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现象。近年来，上海大众将赛欧的生产基地移至烟台，桑塔纳的生产基地也将迁出上海，以周边城市的成本优势来实现扩张。而最新的消息显示，一直以来在上海有巨大投资的德国大众决定削减在华投资。
许多专家指出，上海投资门槛和商务成本过高，已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上海吸引外资的步伐。2001年，苏州吸引外资数量就超过了上海，2002年上海以微弱优势险胜苏州，而2003年上半年，苏州利用外资情况的总量和增幅再度超越上海。而一些中西部省市也在加紧制定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也给上海的引资造成了一定压力。
据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披露，从中长期看，上海商务成本的较快上升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最大风险。在20个中外大城市中，上海的商务成本排在14位，高于深圳、大连和重庆。
据悉，上海目前已经意识到一些传统产业搬出上海的现象，开始制定全力降低商务成本的政策，一些专家表示，由于供求关系的制约，上海目前必然会淘汰产出率小、耗地多、层次低的产业，吸引一批产出率大、耗地少、层次高的产业，逐步形成一种以土地作为调控手段的产业层次自动转换的良性机制。
但是，上海市也有专家认为，不要把商务成本看成是制造业的障碍，商务成本上升，使一个城市的产业门槛提高，这恰恰给产业升级提供了机遇，促使其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技术密集型、附加值高的产业转移。因为后者的土地、人力成本占其整个成本比较低。
上海产业政策出现方向性失误？
国际先驱导报上海特约记者凌飞语报道 上海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经济发展的快速步伐。所以当这个城市的经济有一天可能慢下来的时候，它自然会成为人们甚为关注的一个话题。
上海第三产业发展过于超前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干春晖说：“上海的人均GDP已接近5000美元，而按照国外经验，人均GDP在5000～8000美元之间是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如果产业选择错误，走上弯路，将至少耽误5～8年的发展时间。”
正如干春晖所说，上海目前正在经历一个产业轮回。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讨论的纺织业迁出，到90年代确立的以第三产业为主的发展路径，再到现在的反思产业政策，上海一直在徘徊着。
美国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博士李正道对本报记者说：“上海一直标榜自己要向国际大都市看齐，建立一个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经济，但是这并不简单。近年来，在服务业发展并不是很顺畅的情况下，上海又把制造业重新捧上前台，然而，上海目前的制造业虽然号称全国第一，但更多的是吃老本，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并不快。所以现在的上海虽然有很多的光环，实际地位却很尴尬。”
《上海综合经济研究》主编沈建新也认为，过早地实施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战略，就像早产的婴儿，将会在上海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在上海未来的十年中，第二产业将逐渐居于主导地位，而上海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转变到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发展轨道，最早需在2010年后才会开始。
事实上，上海的第三产业已经遇到了麻烦。2003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8.4％，比2002年的51％下降了2.6个百分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服务业年均增长保持在13.8％左右，但在2001－2003年的3年中，上海服务业发展增速不断变慢。在上海市社科院编撰的《2003年上海经济发展蓝皮书》中披露，上海引以为傲的金融保险业在2002年已经出现了低迷不振的态势，甚至是负增长，是第二产业的提速增长有力的支持了整个经济增长。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对此表示，上海城市基础设施发展很快，其中的很多基础设施超前投入值得人们反思，有的东西好像就是为了代表国内或者国际上最先进的，这就代表了上海的一种心态。实际上，超前投入基础设施也是极大的浪费。显然，上海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并不能完全激发内在有效的投资需求，一旦建设投资放缓，发展也就面临挫折。
制造业发展同样面临困境
因此，重提第二产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了上海市政府的共识。2003年，上海市市长韩正在上海工业系统党政干部会上提出要求：“上海要努力成为国际大都市中制造业最具竞争力的城市。”
但是，根据复旦大学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上海的第二产业目前也面临尴尬。在过去10年，上海周边的江苏、浙江的全行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开始赶超上海。上海要和这些地区竞争，就必然得在劳动工资上予以控制，而上海的劳动工资本来的增长速度就比江浙慢。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也给上海的第二产业发展打下了一个不好的伏笔。再加上上海的消费水平较高，企业发展所需的商业成本普遍较高，使得上海现在的第二产业发展同样也打上了问号。
这些问题不得不说是上海的近忧。一向以高效而自我标榜的上海政府，其声誉因为周正毅事件而受到损害。长期以来，“强政府、弱企业”一直是上海的一个特点，而这也同时给上海的发展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张军认为，从长远来看，如果给上海定位的话，应该由市场来决定上海未来经济的形态，而不是现在像政府来定位。因为如果政府来定位的话，就必然有一套维持这个定位的政策和资源的投入。长此以往下去，上海的经济结构在将来会面临又一次的转型。
李正道也提醒记者注意，上海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本身就不是很科学。“我们经常可以听到，上海想在市区发展第三产业，而在郊区发展它的制造业，但是这样实行以后，上海人住哪？你随便到纽约或者伦敦去看，郊区都是给人居住的，所以说政府不能过早地去确定一个城市的未来，否则它就只能在一次次转型中沉沦”。
香港：一个对手的前车之鉴
国际先驱导报香港特约记者李家明报道 在上海的眼中，香港是一个对手。因为上海曾经公开宣称要挑战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但是香港自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发展缓慢的经济，很值得上海的领导人从中吸取教训。
众所周知，香港在亚洲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香港自90年代中期就已经形成的以房地产泡沫为标志的商务成本高涨及其带来的空心化影响。
香港人有买房保值的习惯。许多香港人都习惯于将收入购买房产保值，进而抵押房产，到银行贷款，从而继续自己的生意。但是，当所有的人都这么做的时候，当时的港英政府并没有采取很好的措施将房地产的发展控制在一个可以接受的范围，导致20世纪90年代后，香港的中产阶级纷纷投资房地产，使得房价逐步升高到一个令人眩晕的程度。据估计，当时香港存在着一个20万人规模的炒房团。
进入90年代中期以后，房地产价格的持续看涨和泡沫经济的形成，直接导致香港商务成本居高不下，工业投资、中介机构和旅游、商业等服务领域的竞争力大受影响。这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律师行业。当时香港律师费每小时在7000港币左右，其中4000元是律师费用，其余是律师行人工和租楼费用的平摊。这对于一个极其依赖律师来进行商务活动的城市来说，商务成本的高涨已经不可抑制。
在这种环境下，香港的制造业开始外迁，因为相比本地工人日薪800的高工资，大陆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工资只有这个数字的二十分之一。至2001年初，港商在内地的投资项目，大部分集中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已达7万多家，多数属日用消费品出口加工型企业，而香港本地产业已经空心化。
产业空心化导致香港经济跟国际市场联系过于紧密，使得金融危机一旦发生，就将遭到严重的打击。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就是香港经济已变成依附性经济，抗外来冲击的能力已非常薄弱。
有经济学家分析说，空心化使得香港制造业在生产管理、工业技术、产品质量等发展要素基本不变、甚至稍有下降的前提下，凭着在内地投资成本剧降而大幅提高了相对于韩国、台湾及东南亚同行的竞争能力，掩盖了产品科技含量低、行业高级人才短缺的弱点，并满足于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造成今天竞争力低下的被动局面。
而更为可怕的是，香港的企业家们通过内地的设厂经营赚到的钱回到香港以后无处投资，只能将这些钱继续用于购买股票和房产等泡沫产品，这样就造成了一个产业空心化后的恶性循环。
相对香港，一直以来没有抛弃制造业的新加坡则较为平稳地渡过了亚洲金融危机。因此上海在发展中，应该吸取当年香港的教训。
值得关注的是，目前的上海同样存在着房地产价格高企、温州等地的炒房团纷纷涌入、商务成本提高、产业迁出等现象。虽然上海市政府目前一再声称上海不存在房地产泡沫，但是香港的经验教训仍然值得他们好好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