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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报道
在近两个月来日本政府官员多次作出可能结束日本政府对华援助（ＯＤＡ）的暗示之后，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首次对此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在参加东盟首脑会议之前，他在老挝首都万象对随行记者表示，“ＯＤＡ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近来密切关注日本对华ＯＤＡ动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教授对记者表示，虽然近年来日本对华ＯＤＡ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但日本政府首脑公开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完全停止，这还是一个最新的动向。
日本的复杂心理
金熙德认为，“我注意到日本政府对停止ＯＤＡ也采取了一种比较中性、客观和理性的说法，即中国经济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不再需要援助了，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这和日本政府官员两三年前总是把ＯＤＡ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的做法想比，是有所进步的。”
“中国国土广大，贫富差距大，不能说已经不需要外援。但如果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外援变得不必要的话，我们应该表示理解。但同时要强调的是，不能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影响到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金熙德认为。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另一位研究员冯昭奎教授则向记者表示，日本取消对华ＯＤＡ的准备由来已久，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的发射，使日本国民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中国已经发展这么快了，为什么还要由我们来援助？”
“中国载人飞船上天、经济蓬勃发展、对外贸易总量将超越日本，而反观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还在继续，这让日本国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副教授说。
一方面是日本的心理不平衡，另一方面，冯昭奎认为，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再需要对华ＯＤＡ的呼声。虽然历史上总的日元贷款累计有3万亿日元，但现在每年实际上只有10亿美元左右，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谓杯水车薪。同时从2000年以来，日本开始对ＯＤＡ进行每年审查，并规定要考察接受国的军事和民主情况．“这么一点资金，还要费那么大的劲，其实不要也好。”冯昭奎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梁云祥向记者介绍，ＯＤＡ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不止面向中国一个国家，而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总和。据统计，接受日本ＯＤＡ的国家现有100多个。据媒体报道，在过去25年里援助中国的24个国家中，日本是援助力度最大的。
金熙德认为，现在用“日元贷款”来表示ＯＤＡ是比较确切的。实际上日本对中国优惠贷款只是含有援助的成分，如果全部称为“对华援助”容易导致理解偏差。金熙德建议，把ＯＤＡ称为“日本政府对华资金合作”，是一种更为确切的表达方式。
“日元贷款”历程
日本对华ＯＤＡ是从1979年的大平正芳内阁开始的。大平正芳曾在1972年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内阁担任外相，一直奉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而上世纪1970－1980年代，出于对抗前苏联的战略考虑，中日也经历了一段“蜜月期”。当时的日本对华ＯＤＡ是日本政府自愿进行的，而且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根本没有要求中国宣传或“感谢”的说法。
冯昭奎介绍，在1980年代中国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日元投资在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曾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了中国国内投资总额的23％－24％。在整个1980年代，基本上主要的建设项目都有日元贷款的参与，这种低息、长期贷款促进了中国的铁路、机场、港口、道路、通讯设施的修建。
ＯＤＡ的主要部分是日本政府的低息贷款，还包括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根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副教授向记者提供的资料，在1980年的对华ＯＤＡ中，低息贷款是660亿日元，无偿援助是6．82亿日元，技术援助是5．64亿日元。2001年这三个部分分别是1613．66亿日元，63．33亿日元，77．77亿日元。总体来讲，需要偿还的低息贷款都占了ＯＤＡ总额的90％以上。这些贷款的利息率在0．75％到2．2％之间，期限为30年，并可以延长。
冯昭奎说，日本提供ＯＤＡ当然也有为自身考虑的意图，它希望提高中国的基础设施来促进日本在中国投资获益，例如日元贷款帮助修建秦皇岛码头，就是为了帮助中国对日本的煤炭出口。
而且，在提供日元贷款的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条件。20多年来，不同的时期条件是不一样的，有时比较缓和，有时稍微苛刻一些。最常见的附带条件就是希望中国能用日元贷款购买日本企业的机械和原材料，从而会使部分资金回流到日本企业，也帮助日本企业打进中国市场，日本过去对东南亚就是这么做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元贷款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在减少。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不断增多，现在每年有500亿－600亿美元，外资开始丰富，而且很多重大项目都是自筹资金。所以日元贷款在国内建设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基本上不能左右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策。
与此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2001年还是负增长。相应地，从2001年以来，日本对华ＯＤＡ数额便逐渐下降，基本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减少。日本外交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只有1080亿日元，约合10．5亿美元，比2001年的一半还少。
日本国内舆论借口
然而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解释，梁云祥认为，ＯＤＡ下降的深层次背景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经济实力格局的改变，中日战略上的对立面越来越多，日本开始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导致ＯＤＡ的政治性越来越强。1992年日本内阁制定了新的ＯＤＡ大纲，规定了要避免使ＯＤＡ用于军事用途、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和人权状况等政治原则，ＯＤＡ开始被附加上了很多政治条件。1995年，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一度停止了对华无偿援助，甚至扬言减少贷款。
金熙德也同样认为，对于对华ＯＤＡ的减少和取消，日本除以中国经济增长为由外，还找到了其他的借口：援助会帮助中国不断增加军费；中国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还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对日本的资金援助，中国从来不表示感谢。
但金熙德认为，这种把ＯＤＡ这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挂钩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在军费问题上，中国的国土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防卫需求非常大，但军费开支总额并没有日本多，而且ＯＤＡ资金也没有用于军事方面。
金熙德说，在和日本人士的会谈中，他曾说过，中国过去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援助过其他国家，而且比现在的援助要多得多，进行这种援助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小并没有关系。“把ＯＤＡ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代表了一种日本低水平的对华思维方式，反映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动摇和混乱。”金熙德说。
“感谢”似乎更是一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曾在日本留学的周永生向记者讲述他的亲身体会。和中国人习俗中的“施恩不图报”、“为善不求赏”不同，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心态中，感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礼节。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给予的礼物，一定要在很短时间里，向他们多次表示感谢。而日本公众所认为的中国政府对ＯＤＡ问题宣传较少，就变成了中国人“不知感激”。
金熙德说，在种种误解之下，日本一些国会议员的鼓噪大成气候，给政府的决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影响。他说，在日本政界和学界中，在近几年的一系列研讨会和政策审议中，很多政治家发言主张，在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或2010年世博会后就应当停止对华ＯＤＡ。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将这种观点接受为确定政策，那对华ＯＤＡ结束之期应当不远。
梁云祥也向记者介绍说，去年他曾在日本亲历了日本国会对ＯＤＡ的争论现场，国会议员的态度非常激烈，大部分强烈要求取消。“当时我就感到（ＯＤＡ）结束是迟早的事，现在我的感觉是一两年内就会正式取消。”梁云祥说。
金熙德认为，和1970、1980年代的友好局面不同，日本政坛总体上保守化、右倾化。原来的一些和平势力和对华友好势力开始衰退，制衡作用逐渐消失。在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之后，批判中国的声音在日本政坛就形成了共鸣。
ＯＤＡ之牌能打多久？
冯昭奎认为，在接受日本提供长期贷款的国家中，中国的还款信用比其他国家要好，而且中国利用ＯＤＡ资金的执行效率很好，建成的项目都能迅速盈利。日本提供给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最后都因为所在国政局混乱或者经济困难，而不能偿还。而且日本国内目前的银行贷款利息率是零，闲置资金放在国内根本无利可图，借给中国还算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金熙德也说，在和日方人士的交流中，他也发出过这样的询问，“你们的闲置资金放在那里用不完，不借给中国，那还借给谁啊？”
然而似乎在和中国争夺俄罗斯输油管道、东盟主导权和中亚石油资源之外，最近又有迹象显示，日本开始打起了ＯＤＡ这张牌来影响中国周边环境。据《印度时报》报道，从2004年起，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对日本的最大受援国。
梁云祥认为，现在日本增加对印度的援助，有战略上更加重视印度的意思。一方面印度的经济还处于中国1980年代那种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局面，被日本看作为在中国之后21世纪的另一个巨大市场。另一方面，和印度搞好关系可以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另外一个迹象是，今年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已经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结成了“神圣同盟”，誓言共进退。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可能会指望印度助一臂之力。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在中日关于ＯＤＡ的论争中，媒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金熙德认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华论调在1995－1996年达到顶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随着网络的出现，中国民间舆论开始形成，最近又出现了民众参与对日政策讨论的局面。过去没有受到注意的ＯＤＡ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而中国在此期间出现的反日情绪其实是对此前日本反华论调的一种反弹。
金熙德说，日本媒体在ＯＤＡ问题上不正确的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民众相信，20年来日本无偿送给了中国3万亿日元，而实际上大部分是贷款，而且中国都在按期还款。他告诉记者，他曾在日本做过调查，当告诉很多日本大学生ＯＤＡ主要是贷款时，他们都表示惊讶和不信。
中日两国元首已经3年没有互访，最近的东海天然气事件和所谓的中国潜艇进入日本海域事件都给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蒙上阴影。对此，金熙德表示，“政冷经热”的状态还是一种磨合期，如分析深层原因，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且将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的痛苦过程。
他说，对日战略不应进行戏剧性的调整，必须慎重。现在的战略格局很清楚，就是中国崛起，日本不安和不满，不能接受。我们所能做的调整只是力图防止中日关系过分恶化，但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幡然悔悟，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崛起上。 “对华ＯＤＡ是一张重要的外交牌、政治牌和经济牌。这对日本有好处，至少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氛围，这是很重要的战略利益。对日本来说这是对华外交的一个渠道，掐断这个渠道不是很明智的，这是一种短视行为。今后完全停止了资金合作，日本对中国将没有一点硬气起来的理由。”金熙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