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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奉军 上海
看完毕世宏先生的《影响山西经济发展的非经济因素》（见本报５９１期），笔者感慨良多，也相信很多读者和笔者一样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自然资源如此丰富的山西会陷入“经济塌陷”之中（如果非经济因素真的如作者所说，那么背后的经济因素又是什么呢）？纵向比较，山西在煤矿尚没有得到大规模开采时的清朝而能富甲天下；横向比较，自然资源贫乏的浙江现在却成为中国经济骄子。难道都是煤炭惹的祸？
如果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会发现当今的世界呈现出一副类似的情景。即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众所周知，日本、亚洲四小龙的人均收入无论是总量还是增长率都远比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如尼日利亚、赞比亚、沙特强。
国际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即自然资源丰富反而拖累国民经济）的研究已成为近２０年发展经济学重要的发现之一。比较著名的经济学家例如Ｊｅｆｆｒｅｙ Ｄ．Ｓａｃｈｓ Ａｕｔｙ Ｇｙｌｆａｓｏｎ等人发表了大量论文试图寻找丰富的自然资源与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环顾国内，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尚没有见到类似的研究。绝大多数的研究局限在对资源的合理开发与环境保护以及资源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上。联想到现在的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中还有不少人主张大力发挥自然资源优势，笔者觉得实在有必要转述国际经济学界近２０年的一些发现，也给那些自然资源优势论者泼泼冷水。
按照一般人的理解，丰富的自然资源将会有力的促进一国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对那些资本形成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但颇为残酷的事实却一再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好运，反而与一些对经济持续增长极为有害的变量相联系，例如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内乱频频爆发等等。类似情形在非洲表现的极为突出。这已经被国际经济学界赋予了一个专有名词：资源诅咒。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来看一个并非杜撰的例子。如果你突发横财，你的长期福利水平会受到影响吗？会变好还是会变坏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一些相关问题。例如，如果你能合理的投资使用这笔财富，你的长期福利或者说你的未来会一片光明；但是如果你因为意外之财放弃了你的工作或技能变得只会依赖并挥霍财富，当钱财耗尽你却苦无一技之长，你将面临极为悲惨的命运。类似的故事我们在电视中已看得太多，最新的版本是今年才逝世的被誉为巴西最后一名花花公子若热．金莱，他的遗言颇具经济学头脑：“成功的人士总是在临死前花完最后一分钱，但是我算错了时间”。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这个故事，当然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概括来说，目前经济学界在自然资源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上有４种解释：
一是贸易条件恶化论。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其出口的大部分往往是农矿等初级产品这一点无可厚非。但出口的初级产品与进口的工业制成品之间的价格差距却呈现出递增的趋势。特别是大部分农矿产品都是缺乏收入需求弹性的。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收入增加后并不表现为对这些初级产品的需求迅速增加。贸易条件的恶化给发展中国家的希望出口初级产品积累资本制造了难题。这也是上个世纪５０年代早期的发展经济学家例如普雷维什和辛格等人希望发展中国家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的原因之一。而对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Ｍｉｋｅｓｅｌｌ１９９７年发现从１９７２—１９９２年，初级产品出口比例高的国家其贸易条件变动幅度比工业化国家大２到３倍。
二是价格的波动给宏观经济政策制造了难题。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例如石油等价格在短期波动幅度非常大。当自然资源出口繁荣时，政府财政收入也会迅速增加。这时随着财政收入的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决策部门往往会被丰厚的盈余冲昏头脑，匆忙上马一些投资周期长金额巨大的项目并不惜大量借外债。但一旦价格迅速回落，发展中国家又陷入了财政危机。
三是荷兰病。上个世纪６０年代荷兰北海一带发现大量天然气，随着天然气的大量开采和出口，荷兰盾变得坚挺，非石油出口的竞争力下降了。人们逐步把这种综合病症称作荷兰病。尽管这种病症一般是与一种自然资源的发现联系在一起，但它可能因以下任何一种造成外汇大量流入的事件诱发，其中包括自然资源价格的急剧上升，外国援助和外国直接投资等等。
荷兰病的经典模型是由Ｗ．Ｍ．Ｃｏｒｄｅｎ和Ｊ．Ｐｅｔｅｒ Ｎｅａｒｙ在１９８２年给出的。两位作者将一国的经济分为三个部门，即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可贸易的资源出口部门和不可贸易的部门（主要是一国内部的建筑业零售贸易和服务业部门）。假设该国经济起初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如果突然发现了某种自然资源或者自然资源的价格意外上涨将导致两方面的后果“一是劳动和资本转向资源出口部门，则可贸易的制造业部门现在不得不花费更大的代价来吸引劳动力，制造业劳动力成本上升首先打击制造业的竞争力。同时，由于出口自然资源带来外汇收入的增加使得本币升值，再次打击了制造业的出口竞争力。这被称为资源转移效应。在资源转移效应的影响下，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衰落下去。二是自然资源出口带来的收入增加会增加对制造业和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但这时对制造业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却是通过进口国外同类价格相对更便宜的制成品来满足的（这对本国的制造业来说又是一个灾难）。不过对不可贸易的部门的产品的需求增加无法通过进口来满足，我们会发现一段时间后本国的服务业会重新繁荣。这被称为支出效应。
荷兰病表现在自然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最终使得制造业衰落，服务业繁荣。国际上最新的研究如Ｓａｃｈｓ等人已经通过比较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相对价格的变动来验证这个命题。问题在于，一旦制造业衰落，就长期而言发展中国家实际上大势已去。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甚至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缺乏联系效应以及外部性甚至对人力资本的要求也相当低，所以一旦制造业衰落，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外流是必然趋势。Ｇｙｌｆａｓｏｎ等人的研究已经证实自然资源的丰富的发展中国家倾向低估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价值，因此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相对少的多。
四是腐败和寻租行为的严重打击。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存在着法制不健全，官僚治理能力低下，产权的不安全和模糊等等制度幼稚病。但同时大多数国家的自然资源至少在名义上都归国家所有，这无疑会导致大量的寻租行为，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会出现内乱和战争。
实际上在产权的清晰界定和法制的完善下，不会出现竭泽而渔式的自然资源开采。原理很简单，忽略开采成本，如果某类自然资源明年的价格上升超过利率，那还不如留待明年开采；反之就应该现在开采。如果所有权控制在政府官员手中，但政府官员并不能获得自然资源的收益，那么这种所有权实际上会转换成张维迎曾经所说的经营者选择机制中的“廉价投票权”。最终出现的结果是自然资源租金在经营者和政府官员手中分配。获得自然资源开采权的经营者无疑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开足马力生产。
那么，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是否真的是腐败行为更多呢？根据Ｇｙｌｆａｓｏｎ的研究，如果自然资源占国民财富的比例上升１５％，按照透明国际的腐败评分将下降２个点（透明国际的腐败评分是分数越高越廉洁）。
另外，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往往阻碍了政府的制度创新，既然钱来的这么容易，那又何苦费尽心力搞什么制度创新呢？Ｋｏｒｈｏｎｅｎ和Ｈａｌｖｏｒ Ｍｅｈｌｕｍ等人的研究认为导致资源诅咒的根本因素实际上是不合理的制度。
现在我们回头来看山西经济，山西经济给笔者的一个感觉是：一个被资源诅咒的样本。本来国际上的研究大多是以国为单位，具体研究一国内部的某个地区很少见，因此上述的传导机制未必适合分析山西经济。但利用对荷兰病的分析以及制度幼稚病来解释山西经济的塌陷，窃以为很有说服力。毕世宏先生说山西留不住人才，这其实正是制造业衰落后的必然结果（难道挖煤还需要本科生以上吗）。根据笔者所接触到的一些资料，例如《中国经营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９日头版头条报道山西的煤矿主大量在京津沪购买房产，每年资本流出超过百亿。另据《２００３年中国经济年鉴》对山西经济存在的问题的描述：“一是结构调整中受原材料市场好转带来的短期利益驱使出现产业复归的倾向；二是环境污染的潜在压力巨大；三是优秀企业家不足；四是投资环境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距离”等等。另有一些消息说太原的服务业畸形繁荣，所有证据表明山西的经济有可能患上了荷兰病。如果将山西经济继续定位在自然资源开发上，只会加重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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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学消息报]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