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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结束，这次会议明确指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这样的观点引起了全球的瞩目。
自1998年至2003年，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成为中国财经领域的一道引人注目的风景，对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化解国民经济运行周期低迷阶段的种种压力，保持经济社会平稳发展，作用显著，功不可没。
但扩张政策毕竟是宏观“反周期”操作，适用于经济低迷阶段的政策类型，随着2003年中国经济终于走过由相对低迷向稳定高涨的拐点，人们对于投资过旺、经济偏热的关注迅速上升，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财政政策转型十分必要和及时。
其实，财政政策的转型从今年年初就已经开始了，这些迹象有：在本年度财政预算安排中，国家将上年14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规模调减到1100亿元；国家对一些以国债筹资的建设项目的资金拨付进度有意放缓；国家对由预算资金拨款支持的基本建设项目，在支出进度上，也作了有意的控制；显著强化财政资金使用中的结构导向，结合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协调统筹要求，大力支持农业、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环保等重点领域的资金投入……
财政税收政策的这些调整变化，其中的实质内容可概括为三点：一是政府总量扩张的调减和淡出，二是对结构优化的注重与“有保有控”区别对待；三是在抓住时机深化改革、完善管理方面的积极进取。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其中的基本政策含义是认为宏观经济运行态势变化之后，现阶段还不宜简单采取“全面紧缩”的调控方法，既不能“不转弯”，又不能“急转弯”，而应当是在稳健把握之下着力协调，在调减扩张力度中区别对待，即“有保有控”。按科学发展观实施公共财政职能，既有不少“越位”需要退出，又有许多“缺位”和“不到位”需要填补和加强。这里强调的是总量控制、松紧适度下的结构优化调整，即对有些项目降低支持、放缓支持或者不支持，而对有些项目继续支持。
以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通过调整财政收支的流向与流量，达到总量中性和结构优化的效果，应当是当前最有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协调稳定增长、也可以有效配合制度创新和增长方式转变的财政政策选择。
具体来看，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财政政策转型中的要领可以考虑如下一些方面：———调减总量扩张力度的同时，控制赤字，增收节支，并要将把握好“有保有控”的区别对待作为关键，服务于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的要求。政府资金使用的重点，应集中于国家发展规划确立的战略发展目标和农林水、生态保护与国土整治、西部开发与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点项目，以及与公共卫生体系、教育、科技进步、社会保障关系密切的基础设施建设和配套条件建设。
———政策调整要与建立和完善公共财政框架相呼应，政府首要考虑的应是市场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产品（公益品）与公共服务。对一般竞争性、营利性的投资项目，政府资金应退出，以尽可能充分地发挥市场在这些领域中配置资源的优势。应注重通过各种手段的实施，为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提供政策平台和制度平台，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力量和微观主体的自我发展能力，并将这些纳入“五个统筹”的宏观环境之中。
———近年长期建设国债资金投入的重心和在建项目应继续予以关注，以保持必要的政策连续性。要严格控制新开工建设项目，坚决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要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工程招标采购、集中支付的范围，提高国债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工程质量。长期建设国债的相关政策调整应当和税收政策的调整相互呼应。
———注重调节收入分配，改善社会预期、鼓励消费，并积极合理调整区域经济关系，逐步为解决“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条件。
———大力深化改革，积极推进实质性的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通过创新做大经济与财源“蛋糕”，应成为长期的不懈追求。政策转型中应不断改进、完善税制与税收征管，审时度势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应特别关注“乡财县管”、“省管县”等改革实验并积极总结其经验）和配套推进“金财工程”、“金税工程”，把短期调节和中长期的改革与结构优化有机结合，使体制创新与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相互推动，在“标本兼治”中突出“治本为上”的思路，使财政政策的合理转型与解决长期性、战略性、体制性的难题充分发掘效益潜力两者之间，实现有效的良性互动。
□本报特约评论员贾康（财政部科研所所长）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