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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情况判断，今年江苏省银行业的信贷指标估计是完不成了。”12月6日，江苏银监局局长周忠明对记者说。
江苏的情况并非个案，来自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新消息是，今年新增贷款规模比去年减少了6000亿。由此可以推断，今年四季度尚余的8100亿信贷额度已经铁定无法完成。
“但是，会议上并没有就此提出放松或者收紧信贷的说法，可见，央行对目前的信贷投放是比较认可的。”周忠明分析说。
此前12月3日至5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国家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面总结今年的经济工作，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对明年经济工作作出了具体部署，确定了明年经济工作的六项主要任务和八项重点工作。其中位列第一的重点就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而明年宏观调控的核心便是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实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稳健”，意味着今年上半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的转型。
货币政策自然延续
“明年将是今年下半年货币政策的延续期。”周忠明解读“稳健的货币政策”时认为。换言之，明年银行业有可能依然保持信贷适度从紧的状态。这一判断不仅由于货币政策一向以稳健为要旨，也缘于货币当局近来释放的种种信号，以及当前银行在信贷适度从紧的情况下逆势转赢的局面。
今年下半年的信贷投放总体趋紧，这从前三季度新增贷款一路走低可以看出来。前三季度，全国银行业新增贷款分别增长8351亿元、5983亿元和3640亿元，共计1．79万亿，这一规模距央行年初提出的2．6万亿元目标还有8100亿的差距，但央行并没有就此明确发出放松信贷的信号。在10月下旬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也只是强调“合理控制货币信贷总量，调整信贷结构，完善信贷管理机制”。
国资委研究院宏观经济部部长赵晓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相机而动，包括利率工具，以及金融制度上的改革。”他认为，近期利率调整的必要性不大，货币政策操作的空间在于利率市场化、逐步放开外汇的需求市场等等。
与此同时，从银行身上显现出的某些新特点，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目前的信贷从紧的趋势。以江苏省为例，由于二、三季度的新增贷款大幅跳水，预计至年底，新增贷款规模无法完成今年年初定下的2500亿目标，“可能会比预计的目标少两三百亿”，周忠明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明年央行将采用的“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含义与前几年不一样，相对而言是适度偏紧的。他预计明年会增加23000亿－25000亿元贷款，增长14％左右。
此外，前一阶段一些宏观调控措施对金融机构的打击也留下了后遗症，使得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心存忧虑，犹豫不决。某国有银行江苏分行行长形容道：“火被浇熄了，不知道还该不该再点起来，即使再点，也不那么容易点起来了。”
由此可见，明年的信贷投放仍然会适度从紧。
赵晓认为，明年上半年是观察期，暂时没有必要出台激烈的宏观调控措施，因为“一来宏观调控的信号已经很足了，地方政府上新项目的热情已经被打消了一部分，二是宏观调控的效果也比较明显，尤其是土地、信贷政策还在发生作用，一些企业已经反映资金比较紧张”。
周忠明认为，实际上，只要政策不是一刀切，经济不出现大起大落，江苏银行业明年仍然会保持今年的好形势。因此，政策的“稳健”二字对银行来说就是好消息。
结构调整大转变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区别对待、有保有压，但到底是用行政手段，还是用市场手段来保和压？这点并没有明确，或者说为两者都留下了空间。”银监会一位官员表示。
但他同时也注意到，会议强调“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他认为，这是宏观调控思想上的一个大转变，实际上是政府在实践和反思前一段时间的宏观调控之后，接受了包括吴敬琏等一些学者专家的意见。
在11月28日召开的中国财经法律论坛上，吴敬琏表示，中共中央第十四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指明，宏观调控不是管结构的，它的主要任务是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以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企业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资源配置应由市场，即价格机制来进行优化。
吴敬琏认为，中国在市场还不完善的条件下不能排除行政手段，本次宏观调控当中就运用了行政许可、个案审批等行政手段进行微观干预，但应当避免过度依赖行政手段。
政府正试图转向更市场化的方向。此次会议中，以新的方式推进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就成了一个亮点。在前一阶段的宏观调控中，结构调整主要依赖一些部门对某些行业投资进行限制，而接下来的一年，结构调整的方式和内容都有所不同。
会议提出，要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的中心环节，把节约能源、资源作为优化结构的重要目标，把推进城镇化健康发展作为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同时，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在前面的宏观调控中，中西部一些不发达地区受到的影响比发达地区还要大。”一位西部地区的银行监管人士告诉记者，“有些地方经济增长速度本身就比较慢，再刹车，就停滞不前了。”
夏斌也认为，总量政策解决结构问题是有局限性的。央行在公开市场操作中，无法区分对哪个行业松，哪个行业紧，无法区分是对大企业松了或是对小企业紧了。
就行业结构的调整来看，受到宏观调控影响最大的有两类，一是房地产业，二是信用等级不高，又急于扩张的民营企业。赵晓认为：“房地产发展的转折点已经到来，前几年高速增长的态势到今年就要回头了，高达30％多的增长不可能持续下去。”周忠明也认为，一些房地产企业资源耗尽之后就会迅速下滑，部分企业可能熬不过明年，包括房地产业在内的一些扩张过头的企业，是明年银行防止风险暴露需要着重注意的“点”。
财政政策转向
明年经济政策的最大变化莫过于财政政策的转向。
作为一个介于“紧缩”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之间的词汇，“稳健”的财政政策并没有现成的定义，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解释。
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曾对稳健的财政政策的内涵做过这样的阐述：在服务于宏观调控政策的同时，适当削减赤字和公共投资，积极增收节支，调整支出结构，推进财政改革。
赵晓认为，稳健的财政政策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总量的控制，明年的国债发行已经基本确定为8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新的国债投资项目会减少，实际上在此之前国债投资已经在逐步淡出，但由于经济的惯性作用，还有一些后续投资需要跟进。
二是结构的调整。“政府应当从一些大型的工程建设中退出来，让民间资本进入，政府转而投向电网建设、公共设施建设等投资领域。”赵晓说。
第三层含义是，一些增税的政策会出来，比如增加燃油税等项目。他特别强调，一些在积极财政政策时期酝酿的税收政策，比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等，应当重新考量，选择更为合适的时机。
在过去七年的时间里，政府实施了以增发大量长期建设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2002年、2003年和今年分别发行长期建设国债1500亿元、1400亿元、1100亿元，七年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到了今年，在央行、银监会、发改委等部门相继出台措施控制经济过热时，财政政策却无法及时掉头，一些国债投资项目反而从客观上加重了经济过热的趋势。财政政策处境尴尬。
财政政策作为经济的政策信号，本应先于经济的发展，但其受到诸多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需要平衡众多部门的既得利益，转向难度很大。“如果两年前就改变积极的财政政策的说法，效果就大不相同了。”赵晓说“虽然这个转变迟到了两年，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