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本报记者 侯继勇 芝加哥报道
“飞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亮点，为包括飞利浦在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未来3到5年内，关于中国市场，跨国公司可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因为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而放弃了中国市场。”
12月1日，正在参加ＲＳＮＡ（北美放射学会）年会的飞利浦总裁柯兹雷在美国芝加哥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如是说。
柯兹雷表示，中国市场是飞利浦未来3到5年的希望，特别是中国潜在的巨大医疗设备市场；飞利浦在中国市场押了大注——2007年，中国市场营收将达120亿美元，超过北美成为飞利浦全球最大的市场；在这120亿美元中，数字医疗将成为其新兴的支撑性业务。
豪赌中国市场
《21世纪》：飞利浦要在2007年达到中国市场营收120亿美元的目标，制定这样的目标是不是存在风险？
柯兹雷：任何事情都有风险。实现这样的目标首先要做到一点，就是制定有野心的目标，飞利浦现在已经定了这样的目标。事实上，这个目标充满理性，是我与中国区管理人员，与飞利浦其他董事会成员共同商议后制定出来的。
事实上，飞利浦2007年营收达120亿美元的目标并不是一个不能实现的目标。2002年，飞利浦在中国销售达67亿美元，2003年营收达75亿美元，2005年的目标是100亿美元，目前形势较好，飞利浦完全有信心实现这样的目标。
《21世纪》：人民币汇率问题会不会对飞利浦的目标产生影响呢？
柯兹雷：不会。一是在亚洲市场，并不是只有人民币，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货币，各种货币的汇率都跟美元挂钩。人民币升值，其他货币也将有升值压力，因此总体来看影响不大。 二是汇率变化是否会对公司造成影响，还得看汇率改变的速度。如果改变得太快太猛的话就会有很强的破坏力，如果慢的话，影响就会小一些。
《21世纪》：为实现飞利浦在华营收120亿美元的目标，飞利浦总部将为飞利浦中国提供什么支持？
柯兹雷：飞利浦为了支持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专门制定了中国策略。这个新的战略措施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加快研发步伐、增加技术开发中心数量；将更多的业务管理职位带到中国；进一步配合政府的工作议程，继续以并购、收购、联盟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投入，尤其是在西部和东北；拓展人才基础，加强雇主品牌建设；扩大跨部门的市场活动，强化品牌印象，提高美誉度。
我们有很多细节的情况现在还不能公布于众，我们不想在实施之前就公布。
《21世纪》：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主要是不是通过加大在中国的投资来实现？
柯兹雷：飞利浦在中国已经投资了34亿美元，建立了35家合资与独资企业。在投资方面，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也把技术带到中国来与中国的合作伙伴分享，与合作伙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为飞利浦实现预期目标打下了基础。
接下来，飞利浦将建立上海创新园区，把上海各分散的实验室（共15个）联合起来。飞利浦与上海做的不仅是将各个实验室搬到一起，而是将现有的实验室规模扩大，把核心的技术、核心的管理能力转移到中国来。这与其他跨国公司仅把制造向中国转移，单纯的利用中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不一样。
除此之外，飞利浦照明在中国有完整的设计部门，在半导体方面与大唐电信进行合作，开发ＴＤ－ＳＣＤＭＡ芯片，一起推广中国的3Ｇ标准，与中国政府进行良好的合作。
投资阶段论
《21世纪》：尽管飞利浦在华有34亿美元的投资，但与其他在华跨国企业相比，这个数目并不大，但飞利浦的营收却远远排在前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飞利浦在华的投资策略是什么？
柯兹雷：“投资就是投钱”的观念现在要有所改变，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也就是中国扩大内需、ＧＤＰ高速增长的阶段，外资更注重硬件和技术的投资，资金是首位的；在第二个阶段，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我们更看重研发力量的转移；当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真正扮演起有影响力的角色的时候，这就进入第三个阶段，我们就要着手营运管理和关键功能的转移。
飞利浦在华的投资策略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中国需要什么，我们投资什么”，而不仅仅是投钱。从目前来看，中国已经从单纯地发展经济进入了逐步加入国际经济体系的第二个阶段。
《21世纪》：能否解释三个方面的区别？
柯兹雷：比如说前面的两个阶段都涉及到技术的转移，但在第二个阶段，更侧重基础技术和研发，而在第一阶段，更多的是制造技艺的输入。当然，在第三个阶段更需要成熟的外部投资环境，比如人员能够便捷出入境、外汇能够自由进出。
《21世纪》：如何平衡中国与印度，或是飞利浦在亚洲其他地方的投资关系？
柯兹雷：在亚洲，除了在中国投资之外，飞利浦还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了投资。飞利浦今年参与新加坡信息沟通开发部的“互联社区”试验计划，同时发布创新枢纽Ｉｎｎｏ Ｈｕｂ技术，作为其互联星球战略的一个部分，去年共投入了9000万美元。
飞利浦同时扩大了印度创新园区的规模，使之到2007年科学家的人数将在目前1300人的基础上翻一倍，并计划在改善工作基础设施方面投资5000万美元，从明年第四季度起创新园区将迁至班加罗尔新区，成为拥有55万平方英尺的世界级园区。
中国显然处于最重要的位置。飞利浦不仅有与东软合资建设的工厂，上海的创新园区，还有位于上海的东亚实验室。
但飞利浦在亚洲三地投资的侧重点是不同的，班加罗尔聚焦于软件，新加坡侧重于互联星空项目，上海的研发则是横跨飞利浦各个产品部门，属于集团全球层面，聚焦于在照明、制造技术、消费电子、半导体和医疗系统领域的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以及合作建立中国标准等。
押注数字医疗
《21世纪》：什么业务将成为飞利浦最重要的业务支撑？
柯兹雷：我特别要强调的是数字医疗领域。截止到2003年，数字医疗已经占飞利浦全部营收的21％，是全公司第二大营收来源，第一大利润来源。飞利浦数字医疗已经跻身世界三强，在全球来看，比如北美、日本、欧洲都仅次于ＧＥ。随着我们与沈阳东软合作的加深，我们在中国的业务将获得快速的发展，飞利浦不满足于目前在中国的现状。
《21世纪》：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市场很大，但目前还处于初期发展阶段，飞利浦如何将这个市场做大？
柯兹雷：中国潜在市场很大。有统计数据显示，尽管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医疗保健设备市场，但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数目，中国是美国的3倍。以人口数量而论，全中国人口超过13亿，城市人口超过4亿，这是一潜在的、无比巨大的市场。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市场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医疗设备市场。
飞利浦的做法就是与本地合作伙伴合作。像东软这样的本地合作伙伴，拥有强大的完善的销售渠道，飞利浦通过这样的合作，将会使自己的产品迅速进入中国的各级医院，我们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在数字医疗领域，东软是中国本土实力最强的对手，我们成功地将这样的对手变成了合作伙伴。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