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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在罗浮桥彼岸叫香港的地方，其公民们自觉地排队上公车，然而，一过那座桥，这些守规矩的居民们已经能够熟练地拥挤着上公交车。
摩根大通亚洲董事总经理、中国研究部主管龚方雄认为：这是制度造物、制度造人的结果。他不相信靠人的道德标准就能创造出什么行为。
“关键是靠体制、制度进行保障，制度造物、制度造人，有什么样的法律环境和体系，就有什么样的行为。”龚方雄说。
从创业家到阶下囚
尽管是香港居民，但是在内地创下大好基业的黄宏生可能并不习惯彼岸的约束，在这方面，他和那些在此岸和彼岸间游走的其他香港居民一样，在潜规则和明规则间行走。然而，一不小心就跌入了两者之间的陷阱。
关于黄宏生重掌大局的断言很可能只是个误读，尽管在保释的翌日，黄宏生就召见了大部分董事，而且在此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2月15日，黄宏生召开了视频会议，外界认为，这是黄宏生在重掌创维大局。
但是，这忽略了未来的风险，12月3日下午，离开东区法院的同时，黄宏生及其胞弟黄培升被要求不准离开香港，并要交出旅游证件，目前，黄宏生只能遥控创维。
根据香港法律：如果由原讼法庭大法官作出有罪判决，则最长取消其董事任职资格期限为15年，由区域法院法官作出，则最长取消资格期限为10年；由裁判官作出，则最长取消资格期限为5年。
“黄宏生能否重回董事会，很大程度取决于明年3月20日的庭审判决，如果他被判有罪，他将不可能重返创维董事会。”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徐静律师表示。
黄宏生曾对民企有一套看法，他认为，民营企业是野生的，要生存下来很辛苦，它没有国企那样得天独厚的政府支持，成长过程也充满了坎坷。
然而，对龚方雄而言，这种坎坷并不是犯错的理由，龚方雄说：“我们都体谅民营企业创业的艰难残酷，但这不是犯法的借口。大家还是要在一个框架下来竞争，任何不公平的待遇不能作为犯法的借口。”
实际上，黄宏生的创业生涯颇为不易。
1988年，黄从做出口业务的国有企业辞职，在第一轮“下海潮”中开始创业。当时在香港注册的公司名就叫“创维”，主要代理电子产品的出口。
但黄当时初到香港，对当地环境很不熟悉，进了货却卖不出去，很快就亏损。之后，黄大病一个月。之后黄宏生投资做丽音解码器，又遭受失败。
在彩电业的死而复生，使得黄宏生走上发家之路。
黄看到东欧彩电供不应求，大胆决定生产彩电，并聘请国内知名厂家的工程人员40多人，经过一年多的开发，彩电总算生产出来了，但由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去甚远，且不符合国际规格，参加国际展览无人问津，结果又亏损了数百万元。
至此，黄宏生已债台高筑，陷入绝境。
1991年，借香港迅科集团高层内讧之机，黄出让公司15％的股份将迅科彩电开发部的技术骨干纳入旗下。9个月后，创维开发出的国际第三代彩电，在欧洲市场打响，公司终于出现了转机。
1994年，创维斥资港币3亿元取得51％股权，合资成立“深圳创维－－ＲＧＢ电子有限公司”。之后彩电年产40万台，销售5．5亿元。1999年，创维吸纳国际风险基金3000万美元。2000年4月，创维数码在香港上市。
不料，四年之后，高处不胜寒的黄宏生，竟然因为盗用4800万上市公司资金而沦为阶下囚，所谓造物弄人，也不过如此。
此岸与彼岸
业界人士认为，内地为什么没有“黄宏生事件”，这实际上折射了两地市场环境的差异。
与黄宏生相比，ＳＴ亿安（000008．ＳＺ）的原董事长罗成和ＳＴ达尔曼（600788．ＳＨ）的原董事长许宗林不免要为自己感到庆幸，罗成在挪用了上市公司十几亿资金炒股后，不知所踪，中国证监会开出8．98亿的罚单成为一个笑柄。
而许宗林在留给ＳＴ达尔曼14亿担保，将数亿资金洗出国外后，还在国外宣称，自己并没有拿上市公司一分钱。
国内市场与香港市场的最大差别在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而这又集中体现在市场准入、信息披露以及对公司违规的事后惩罚等方面。
“我们中介机构并不为公司的质量提供担保，我们的职责是把所有应该发布的信息告诉投资者，投资者自己选择。”香港华融会计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李家木梁告诉记者。
在股票发行制度上，国内与香港最大的区别，可以从是否需要“财经公关”看出来。
紫金矿业（2899．ＨＫ）副董事长刘晓初告诉记者，公司股票发行上市前，自己没有和审查人员见过面。
刘晓初说：“我们面对的是电话和传真，他们把问题通过电话或者传真过来，我们同样以这个方式回复过去，根本不需要公关。”
直到公司股票发行成功，开庆功会的那天晚上，刘晓初才终于见到了一直打交道的审查人员的庐山真面目。
业界人士指出，尽管国内的发审委制度也在谋求和香港接轨，但是王小石案件还是让人们感受到，在市场化程度越低的地方，寻租的空间越大。
刘晓初认为：“香港的信息披露要求，更注重企业自律。”
信息披露方面，国内在信息披露方面的要求比较严格，要求披露的信息范围很广，而且有些还要独立董事签字。香港的度就比较大，并非事无巨细都要披露。
然而，在信息披露方面，两者的差别还体现在事后的追究上，国内的信息披露，如果监管部门审查不到，就算过关，但是如果在香港，发现你的所作所为和信息披露不符，就要对公司进行追溯惩罚。
刘晓初认为，这和两地的税收制度有点类似，国内个人所得税是强制代扣，国外则是自己报税制度，如果查出你实际上隐瞒，它要对你施予法律惩处。
“因为按照联交所要求的规定规范运作，我们并没有感到有人在监管我们。”刘晓初表示，“但一旦上市公司被发现有造假，事后的追溯惩罚是相当严厉的。”
而黄宏生目前的遭遇，正是对其以往违规的事后惩罚。
监管难题
据中银国际基金公司最新报告资料显示，在中国混合型经济中，民营企业的作用日渐凸显，其总产值以年复合增长率26％的速度增长，占整个经济的比重也由最初的5％增加到33％以上。就行业分布来看，民营上市公司已经渗入到全球资本市场各个行业。
然而，这个群体如今正被不断出现的丑闻困扰。
长期从事企业境外上市的高能资本（厦门）有限公司董事陈石认为，国内民企香港上市，其注册地在海外，如开曼群岛等避税地，国内监管机构对其鞭长莫及，而其业务主要在内地，香港联交所又无法监管，因此容易出现漏洞。
“民企频繁出事，最后可能导致香港的投资者对内地民企普遍心怀恐惧，最后可能是这个群体受到伤害。”陈石表示。
龚方雄亦表示，大陆有些出事的企业只顾私利，不顾投资者和股东的利益，给大陆企业名声造成很大损伤，当然很多还是好企业。
龚方雄认为，创维事件说明，两地监管当局应该联合行动，很多内地企业在香港有上市，当然在香港上市要符合香港的法律，很多事情，如果内地监管部门与香港监管部门联合行动的话，在法律实施方面会更加有效。
（本报记者李燕玲对本文有重要贡献）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