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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月底，顺义区两名看黄碟的农民工为了躲避警察的检查，逃跑时跌进6米深的化粪池而死亡。
对于这个事件，人们已经不像过去那样仅仅用道德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农民工———简单的道德批判必然妨碍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深入思考———更多人士提出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农民工怎样才会有更丰富的精神生活？
一个例子是，北京城建集团为工地上的农民工放映了一场电影，来自山东的一个农民工高兴地说：“我到北京打工快10年了，这还是头一回看电影呢。”10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城市农民工的精神生活的现状。
但也有人认为，当很多农民工连完整的工资都无法及时拿到、“讨薪”正在成为政府乃至全社会要解决的问题的时候，关注他们的精神生活问题是不是太奢侈了？
可是，当我们把农民工也正常地当做完整的“人”来看待的时候，谁也不能把他们的物质所得与精神生活人为割裂开来，更不能得出“物质丰盈了再说精神生活”的结论。精神和物质一体，物质文明的进步必然要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同步，这应该是以人为本的应有之义。
如果说城乡依然明显地存在着“鸿沟”的话，那么这里的鸿沟绝不仅仅是指经济方面，也包括精神生活。城市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就处在“非城非乡”的悬置状态。他们已经远离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传统习惯，远离了一家老小其乐融融的天伦之享，而城市提供给他们的只是一个工地，以及工地旁让他们眼花缭乱的世界。经年累月里，他们无法退回到曾经的过去，也无法前行走进城市的生活。
中国农民工的精神问题曾经在今年8月召开的第28届国际心理学大会上引起关注，专家们认为，艰难的生存状况和陌生的城市使中国农民工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应对此予以高度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更是用“孤岛”来形容农民工：“城市并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外来者。他们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在这里，我们想用“权利”一词来解释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如果说按时足额拿到工资是在保障农民工的权利已经毫无疑问的话，现在还有很多人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工程建设单位等，并没有把享受精神生活当做农民工的一项权利，所以，很多工地上连一台电视机都没有，农民工长年累月工作而没有休假，配偶来探亲没有独处的房间……“饱受心理疾患之苦”，正说明了他们的权利受到了侵害。
把农民工的精神需求当做一项权利看待，首先要求政府部门像“讨薪”一样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并对相关单位如何保障农民工的精神需求作出明确的规定。
譬如，应该给农民工适当的带薪休假，方便他们和家人团圆，如果无法返乡，至少应该有单独的房子供配偶探亲时使用。因为休息权和性权利等都是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就忽视他们。
本报今日对北京农民工的精神生活进行的调查，让我们看到在许多方面不少单位已经在做着努力，从组建农民工工会、农民工专场电影、到组织农民工业余演出等等。但是，一方面这些努力与农民工的精神需求还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没有制度的规范，这些工作在不同的地方还处于“可有可无”的随意状态。保障农民工的精神权利，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