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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德明此次温州之行的确算不上成功。但是，我并不能完全认同“不具备法定资格和专业知识，难当讨薪重任”这样的说法。如果干了活得不到报酬、伤残得不到赔偿，这样的维权也需要丰富的专业知识，或完备的身份授权，让人难以接受。数钱吃面，做工付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并不需要高素质来予以保障。如果一个民工需要把自己武装成全知全能者才能维护权益，那么，我们依赖的法律、制度，我们所信奉的社会公平、正义，对农民工来说未免过于奢侈，是断然消费不起的。我们的法律，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为弱者而设的，就是为了弱者在这个社会中不受欺侮。
事实上，一个人的利益是否会受到伤害，的确与他具有什么素质无关。曾几何时，我们不是有很多“具备专业知识”的专家教授以及高级官员被打、被关、被游街凌辱吗？有鉴于此，我部分认同“熊德明的尴尬是体制之惑”这一说法。之所以说“部分”，是因为我认为，现在我国已经建立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尽管还不很完善，但足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在法律并不缺乏，媒体造够了声势，国家领导人曾三令五申的情况下，农民工的权益仍然得不到保护，原因只有一个：农民工的权益保护游离于体制之外，他们的权益只是停留在纸上的权益。只要能真正进入体制的保护之中———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法律机构，只要想真正替农民工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是不难的———熊德明丈夫被拖欠的工资，温总理过问后，不就连夜被用“体制内”的办法解决了吗？我认为，资本持有者的伦理缺失、扭曲的官商关系、不合理的官员政绩考量体系……这些因素的合力，把农民工拒于体制保护之外，让农民工时时遭遇不平等。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