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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开始，国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特别是日本更是试图通过各种的途径迫使人民币升值。如日本财相盐川正十郎及首相小泉纯一郎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及人民币升值，希望欧美发达国家与日本一道通过一项协议，强行要中国将人民币升值，就像1985年西方国家签订“广场协议”强行要求日元升值那样。在上个月巴黎召开七国财长会议上，盐川正十郎再次提出人民币应该升值，但其他国家没有对此有任何反映。
在美国，尽管官方对此行事低调，但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一些有影响的经济学家都指出美中双边贸易逆差占美国经常账户总赤字20％以上，希望通过人民币汇率调整来校正美中贸易不平衡。这些就是近来“妖魔化”人民币的缘由。当然，这些国内有学者指出，人民币有升值的条件与可能，但不是由于中日及中美贸易失衡引起。而日本之所以要求人民币升值，其原因在于日本为了自己在日元炒作中的利益，在于阻止或减缓外资流入中国。对于这样的说法，从感觉上来说有此同感，但实际上有更为深层的原因。
现在，我们要问的是，日本为什么会要求达一个新“广场协议”？该协议产生的背景及内容是什么？这样的“广场协议”是否要在中国重演？如果重演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影响如何？还有，即使七国能够就人民币达成一种新的“广场协议”，那么日本经济的痼疾及美国经济的衰退能够因此而天开云散吗？其实，只要看一下历史，日本之醉翁之意不在酒，不仅仅在于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获得日元炒作之利，而在于不愿看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的中国在东亚崛起。可见，日本官员最近的一些关于人民币之言论既可怜又好笑，但是我们却不可小觑之。
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两种变化，首先是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到1984年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ＧＮＰ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出现。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便以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于是扩大到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以降低贸易赤字。
1985年9月，美、日、德三国达成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自从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与马克开始大幅升值，日元从1985年2月的1美元兑换236日元到1987年升值到1比120日元，马克亦然。在日元与马克持续升值而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疲软的美元对国际经济稳定并无好处，美国的对外出口也没有成长且贸易赤字仍旧在逐年扩大。
1987年Ｇ5国家再度在法国罗浮宫聚会，检讨“广场协议”以来对美元不正常贬值对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以及以汇率调整来降低美国贸易赤字的优劣性，结果是此期间美国出口贸易并没有成长，而美国经济问题的症结在于国内巨大的财政赤字。于是罗浮宫协议要美国不再强迫日元与马克升值，改以降低政府预算等国内经济政策来挽救美国经济。也就是说，广场协议并没有找到当时美国经济疲软的症结，而日元与马克升值对其经济疲软的状况根本于事无补。
相反的是，“广场协议”对日本经济则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因为，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地升值，对日本以出口为主导的产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为了要达到经济成长的目的，日本政府便以调降利率等宽松的货币政策来维持国内经济的景气。从1986年起，日本的基准利率大幅下降，这使得国内剩余资金大量投入股市及房地产等非生产工具上，从而形成了1980年代日本著名的泡沫经济。这个经济泡沫在1991年破灭之后，日本经济便陷入战后最大的不景气状态，一直到现在，日本经济仍然没有复苏之迹象。看来日本官员“妖魔化”人民币的实质在于希望中国经济步日本后尘。对此国人应该提高警惕。
当然，国外对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我们也不能置若罔闻，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经济早已融入到整个世界经济的进程中，美国、日本及欧洲早已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与重要的国外直接投资来源地。他们对人民币汇率的关注也是理所当然。无论是国际研究成果表明还是人民币在周边国家的强势表现，人民币被低估已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也如“广场协议”所导致的结果那样，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对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并无实质上的效果。如高盛的研究表明，即使对人民币一次性升值10％－15％，它对校正美国巨大的贸易赤字作用不大，对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影响轻微，对欧元区ＧＤＰ增长影响几乎为零。也就是说，如果“广场协议”在中国重演，除了减弱中国经济的活力之外，对他国没有多少益处。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日本为什么还是要穷追不舍？国人对此种司马昭之心得得多加反思。
不过，既然国际上对人民币的汇率如此关注，也该是我们重新审视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时候了。也就是说，目前这种盯着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是否适应已经发展了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呢？我们该好好反省。
根据东亚经验，当资本大量自由流动时，货币政策必须求全于维持固定汇率制度。由于资本的高流动性，固定汇率制度下的货币当局无法实现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目标的独立货币政策。蒙代尔的“三难困境”理论指的是在自由资本流动、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中只可同时选其二。因此，在现行的情况下，中国引进一个完全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是不成熟的。因为，如果汇率过于不稳定，就会破坏以稳定国内价格为目标的货币政策，而货币急剧贬值都使与货币搭配不当相联系的资产负债问题更加恶化，而货币急剧升值则会导致国际贸易竞争力的下降。而且汇率的不稳定而导致的资产价格的不稳定会影响国内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
当然，我们也可以在现有的固定浮动汇率之间建立起一种在固定与浮动之间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而要建立这个中间汇率制度的第一步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ＭＣＢ），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货币组合会更好地反映出人民币的有效汇率。因为主要货币之间汇率经常大幅变动，因此只要参考汇率的计算扣除了各国之间的通货膨胀差异，相对于只与美元挂钩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与现行的固定汇率制度相比，这种汇率制度会增加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短期变动。而且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或资本外逃压力、有利于克服市场结构上的刚性及更好地吸收冲销外部冲击等。
总之，对国际上“妖魔化”人民币的反映，该是确立人民币新的汇率制度的时候了！而只有不断地改进我国的现有汇率制度才可以以不变而应国际金融市场之万变。
《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4月09日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