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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第三届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开幕。在现场，记者看到，这里虽然聚集了中国传统医学的诸多学术权威，但人气却十分有限。大会进行的三天时间里，占据国际会议中心1—3层的展览现场始终人影稀少。大会的传统医药展览由100多家中医院、药业公司、医学院校组成，但大部分实际是在推销中药、中医药典籍以及招生宣传，前来参观的市民非常有限。
就在一个月前的10月15日，2004年南京国际中医药论坛暨第二届世界中医药大会也曾经面临类似的尴尬。近年来我国中医界这种高规格的盛会不少，但人气总是不旺。
“这一方面显示了我国中医界追求国际地位的冲动，另一方面也说明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医药所面临的窘迫局面。”一位业内专家承认。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贾谦研究员认为，中医的窘迫和日渐衰微，开始于100多年前西医进入中国之时，而其原因则是“鸦片战争”的失败，导致不少国人产生民族虚无主义。解放前，旧政府几次试图废止中医，虽未达到目的，但对中医冲击很大。
建国以后，中医仍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他告诉《商务周刊》，建国初期，卫生部的一位副部长曾公开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学，应该随着封建社会的打倒而打倒。1952年，卫生部还曾发文，规定凡是中医大夫不准进入医院；要想进医院，必须学习西医知识和解剖学。
后来毛泽东对卫生部的这些做法进行了批评，撤消了副部长的职务，并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个伟大的宝库，要西医学习中医。
“但几十年来，只重视发展西医、不重视发展中医的思路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贾谦告诉《商务周刊》，根据卫生部的统计资料，1949年，全国中医人员为27.6万，2001年为33.4万，增加了21%，而同期全国人口增加了两倍；1949年全国有西医人员8.7万，2001年达到175.1万，增加了20倍，中西医的发展极不平衡。
“今天，中国名老中医不过200人，这些人早已年过古稀，真正能掌握或基本能掌握中医思路的也就几万人。中医后继乏人。”贾谦说，尤其是28所中医院校，基本都成为了所谓中西医结合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不能当中医用，也不能当西医用”。他认为坏就坏在中西医结合上，不论什么成果都往中西医结合上靠，而且按照西医西药的标准来衡量中医中药，“中医药系列标准的西化严重阻碍了中医药的发展”。
最近更有报道披露，中医正濒临失去临床基地的危险。根据中国医药企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对中医的调查显示，目前全国2500多家等级中医医院中，没有一家是真正的中医医院，全都是中西医“结合”医院，一份2001全国等级中医医院药品收入的统计资料显示，中药只占40%，西药则占到60%。
另外，国家卫生资金在中医和西医的投入上也严重不平衡。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在2003年10月完成的国家软科学计划项目《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显示，1995年，部（局）级综合医院年院均差额拨款数为中医医院的2.29倍，专项拨款数量是中医医院的1.37倍；2000年综合医院年院均差额拨款为950.9万元，中医医院为479.4万元，综合医院年院均差额拨款是中医医院的2倍。
这些还算不上最严酷的。在越来越讲究法治的当今社会，中医行医必须要有执业资格，但正如上文所显示的那样，对中医的资格认定几乎是灾难性的。按照《执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执业医生资格考试。中医初级职称的考试，包括中医知识、西医知识、英语，中医知识占60分，西医20分，外语20分。对于民间老中医来说，西医知识、外语很难通过，中医知识又拿现在的认识作为标准，老中医的经验虽很多，但很难用现代的东西表达，所以很多人都通过不了。这还只是初级职称，往上升更难了。
中医的衰微也直接影响了中国中药的发展，近年来，在世界市场上，中国中药市场日渐低迷。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植物药市场年销售额已达160亿美元，并以每年10%—20%的速度递增。我国目前拥有约4000种中药制剂，但我国中药出口额只占除中国外国际植物药市场的3%—5%。
本刊在2000年年初的时候就曾经注意到了植物药市场堪忧这一现状。1999年全年世界消费的中药总价值200亿美元，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消费者购买的植物药有50%是美国生产的，亚洲公司的市场占有率还不到10%，中国在世界市场的占有率就更低得可怜。根据最新报道，2004年，中国中药在世界上的市场份额虽有所提升，但依然不容乐观。在日本，中国中药的市场份额是13.2%；在美国，这一数字是7.8%；而在欧洲，市场的份额只有5.5%。
“面对美国的市场扩张，无论为了保全面子，还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抑或是为了对得起老祖宗，这场仗都要打下去。但愿我们有朝一日不用像今天带着孩子去麦当劳过生日一样到美国药铺去买牛黄清火。”本刊4年前的担忧其实放在今天仍然适用。
根据贾谦的研究，中国从1980年代末至今，中药的出口一直没有明显增长，创汇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一直在5亿美元上下徘徊。1995年上升到6.7亿美元，为历史最高水平。后来又下降到5亿美元左右。而且中成药仅占20%—30%，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植物提取物。出口的中药材占70%—80%，多数是生药而非饮片，实际是为西方提供生产植物药的原料。
他还注意到，中药材出口平均价格几乎年年下降，1999年的平均价格仅为1988年的1/2弱。
中药市场低迷的同时，中国政府和业内人士一直在下大力气进行中药国际化的努力，为了提高中药质量和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促使中药走向世界，1997年底，科技部制定了“中药现代化科技产业行动计划”，随后，又专门成立了“中药现代化项目管理办公室”，拨出巨款，组织该计划的实施。
但种种努力取得的成效似乎并不大，这其间的原因很多。《中医药战略地位研究总报告》认为，“废医存药”严重制约了中药的发展。建国后，中国虽然允许中药的存在，但对中医是排斥的。而中药的使用必须具备系统、完善的中医理论指导。
该报告认为，“废医存药”的思路表现在医药领域，是提倡采用西医诊疗模式使用中药成药；表现在科研领域，以一类新药、二类新药为目标，中医药领域的科研经费几乎100%投入到植物药研究，按照病名对中药进行二次开发，甚至采用分子生物学、细胞学、基因学来分析中药的有效成分和药效，希望某种中药专治某种病。
记者采访的几位民间中医都抱怨，有关部门经常质问他们的中药中的有效成分是什么。“西医才讲究有效成分，而中医讲究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王文奎说，中药提纯后只能叫植物药或西药，不能再叫中药了。
中药国际化更大的阻力还来自国际市场。贾谦认为，西方国家的法规限制和贸易壁垒是两个最大的阻力。
西方国家评审药物的法规是针对合成药制定的，仅适用于单一成分的药物。所以在美国，成分复杂的中药很难通过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的评审。尽管美国在2000年已经公布了《植物药产品行业指南》，放松了对植物药的管理。但中药仍难以以植物药药品身份（无论是处方药还是非处方药）进入美国市场。
2000年，在一些亚裔中医的努力下，澳大利亚政府为中医立法，正式承认中医。但目前除澳大利亚外，西方国家还都不承认中医药的法律地位。
而且由于贸易壁垒的存在，中药进入西方仍面临巨大障碍。“西方医药公司完全靠生产、销售西药赚钱，早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市场，他们绝不希望中医药去和他们竞争市场。”贾谦说，一些跨国医药集团通过游说操纵政府制定法律法规抵制中医药，甚至对中药进行诽谤诬陷。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马兜铃酸事件。1990年至1992年间，比利时有174人服用同一名只学了3个月中医的比利时人诊所开出的减肥药“苗条丸”长达数月，有的甚至3年，结果105名女患者中有70人肾脏出现问题，需要肾移植或者做血透析治疗，国际上将之归因于中草药中含的马兜铃酸，并称为中草药肾病。2000年6月9日，美国FDA在“至今未收到类似不利事件的报告”的情况下，命令停止进口、制造和销售已知含有和“怀疑含有马兜铃酸的原料和成品”，被怀疑的植物药多达70余种。
“马兜铃酸并不等于马兜铃，这正是东西方药学思想的根本分歧。”贾谦认为，其实中医从来不认为中药无毒，中医本来就是“聚毒药以供医事”，但只要按中医理论辨证论治、合理配伍，可以增效减毒，但西方人怎么也理解不了这一点。
“由此也可以看出，研究药用植物成分，搞分离提取，并非中药现代化的方向，这样会埋葬中医药。”贾谦说，这并不是否定西医，而是要找到适合中医自己的发展道路。
业内也广泛注意到，随着医学理念从临床治疗医学向健康医学、预防医学的转变，随着西医西药在很多重大疾病面前的无奈，中医药正越来越受到重视，相当多人士指出，中医药未来的市场空间巨大。但显然，如果没有为国外培养大批中医人才，中药不可能真正国际化。重振中医药需要解决很多问题，包括中医药自身的问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贾谦认为，最彻底的办法是成立一个独立于卫生部之外的中医部，摆脱西医一统天下的局面。他进一步认为，中医药要有自己不同于西医药的法律法规，“不能总是由牧师管和尚。”
业内注意到，今年2月在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也指出：“要起草制定和实行与中医药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体现中医药的特点，积极鼓励和扶持中医药的发展。在中药、民族药的新药审批中，要制定区别于审批西药的标准。”
吴仪当时还特别强调，期望有关卫生部门从现在开始，尽快拿出办法来。但有关专家表示，非常遗憾的是，直到现在也没有看到有关部门的具体行动。
历史上的中医废立之争
自辛亥革命起，中医药学就被视为旧文化传统的一分子。医界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中医持轻视甚至反对态度，主张用西医取代中医，认为中医落后于时代，是封建迷信的骗人把戏。应该与封建社会一起埋葬。
北洋时期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北洋时期，政府大力推行西洋医学。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各类学校条例中，只提倡医学专门学校(西医)而没有涉及中医，完全把中医药排斥在医学教育系统之外。这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消息传出，各地舆论反响强烈。
1913年，教育总长汪大燮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声称“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随后，教育部公布了“大学规程”、“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和“药学专门学校规程”，仍摒中医于政府教育体系之外。全国各地中医团体向教育部提出中医加入医学系的要求，但教育部以中医不合教育原则为由予以拒绝。之后，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推举代表进京请愿，力请保存中医中药，并将中医纳入学系。但政府仍拒绝将中医列入医学教育计划。
国民党时期的“废止旧医案”
1929年2月，国民政府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通过了西医余云岫等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药卫生之障碍案”，另拟“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案”呈教育部，并规定了6项消灭中医的具体办法。
这就是历史上的“废止旧医案”。此案一出，中医界人士热血沸腾，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废止风潮。虽然这次斗争取得了一定胜利，但政府的反中医政策丝毫没有改变，废止中医一直在以变相的手法进行着。不久，教育、卫生两部通令中医禁止参用西药及器械；中医学校降格为中医传习所或中医学社，不准用学校的名称，以限制中医人才的培养；中医医院改为医室等。目的仍是企图逐渐消灭中医。
最终被推翻的《中医条例》
在1933年6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委石瑛等29人提议仿1930年制定的《西医条例》，拟定《中医条例》(草案)。但在会议讨论中，行政院长汪精卫不但反对该提案，不肯制定草案，而且提出废除中医中药。在一片斥责声中。汪精卫便转换手法，在《中医条例》交立法院审查时，他写信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嘱孙共同阻止其通过。他还和孙科搞了一场辞职闹剧，使得《中医条例》被压了两年之久。
1935年11月召开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冯玉祥为首的国内外82名代表再次提出：政府应对中西医一视同仁，尽快公布《中医条例》；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在1936年1月22日正式颁布。然而，一纸条例远不能解决中医药的根本问题，国民党政府仍采取不承认主义，条例中也有许多歧视、排斥中医的内容，中医实际上仍无地位。不久，卫生署颁布了“中医审查规则”，它名义上是《中医条例》的具体实施办法，实际上是从根本上推翻《中医条例》。
抗战后政府变本加厉
抗战后，政府对抗战中仅存的中医横加摧残，反中医事件迭起。政府除了不准中医办医院、设学校、登广告外，还设立了审查国医资格委员会。在审查制度下，绝大部分中医已无法继续开业。1946年，卫生署否定了1943年公布的医师法，规定中医一律称“医士”，不得再称“医师”，并严禁中医使用新药。
1946年2月，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我国最早创办、最具影响的上海中医学院和新中国医学院。虽经多次交涉无果，9月，教育部再次命令将上述两校及上海中国医学院同时取缔。三校负责人虽再次呼吁，但国民党政府毫不理会，这三家在近代中医教育史上最有影响的学校终于没有维持到解放。
（ 责任编辑：谢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