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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浙江省企业调查队对346家跨省际迁移的企业里进行调查显示——
本报记者 钱政宜
当前，企业跨区域迁移情况日趋增多，而区域间投资环境的差异实际上是吸引企业迁移的主要诱因。浙江省企业调查队通过浙、沪、苏互迁互移企业对迁入地投资环境的评价，比较两省一市投资环境存在的差异，并在12月7日公布了最终结果。
对企业迁移与投资环境调查结果显示，上海的投资环境无论在软环境还是硬环境方面整体均要优于浙江和江苏，颇具“龙头”风范；浙江的投资环境在两省一市中处中游水平，综合投资环境好于江苏，在市场潜力、生态环境保护及政府部门的公正公平廉洁方面具有一定优势；江苏的投资环境与浙江相比互有长短，在土地供应、电力供应和原材料供应等要素市场及城市交通状况方面江苏要优于浙江。
企业迁移凸显玄机
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商务成本、施政成本的不断降低，才能留住本地企业的外迁及吸引更多的高质量的投资项目，最终实现双赢
浙江省企业调查队专项调查处处长、高级统计师徐海彪是该课题的负责人。他表示，当前，国内外引资竞争日趋激烈，而投资环境的竞争已经成为引资的关键，投资环境的持续改善备受各国政府的高度关注。在我国，各地政府也愈来愈清楚地认识到，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不是直接办企业、经营企业，而是建立和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企业前来创业和发展。
他表示，在市场经济下，由于地区间生产要素等资源环境差异的存在和企业内在的逐利本性，决定企业的跨区域流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和结果。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企业也是如此，总是向着更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迁移。事实上，2000年以来浙江企业迁入外省和外省企业迁入浙江这种现象呈不断增多态势。
徐海彪介绍说，浙江省企业调查队开展的企业迁移与投资环境调查，从互迁互移较为集中的浙、沪、苏及这些迁移企业对迁入地投资环境的评价，比较长三角两省一市投资环境的差异，并从这些差异中分析浙江投资环境的优势和劣势，提出改善浙江投资环境的建议。
他解释说，企业迁移就是企业从一个行政区域向另一个行政区域搬迁。从经济较发达的苏浙沪两省一市企业迁移动因分析，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所需要素的改变是迁移的根本原因，而企业发展所需要素主要是土地、人才、资本、技术及市场信息等。宁波杉杉集团把企业总部迁到上海，吉利集团总部迁移到杭州，就是缓解迁移之前影响企业发展的技术、资金等瓶颈。
同时，宏观经济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为企业迁移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逐利是企业的天性，随着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流动进程的加快，技术和知识产权转让愈来愈频繁，相关法规也逐渐完善，不同地区资源价值的差异导致了企业的流动。因此，企业迁移本身是一种企业行为，是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使然，是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
他指出，在企业和政府的供求关系中，企业是消费者，政府是生产者，生产的产品是公共产品，是投资环境，当企业对某地投资环境不满意，或者投资环境降低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及发展预期时，它就选择迁移，即“用脚投票”。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一切行政命令再也不能阻止企业的跨区域迁移时，地方政府面临提高竞争力的压力，迫使不同地区政府之间展开竞争，不断努力为当地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吸引外来资本、技术和人才提供畅通的渠道，建立健全激励机制和提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保证，完善法治，加强政府公共管理理念，尊重市场经济规则，完善市场经济秩序等。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商务成本、施政成本的不断降低，才能留住本地企业的外迁及吸引更多的高质量的投资项目，最终实现双赢。
迁移企业评价投资环境
上海、江苏企业迁入浙江，其迁移动机既有对浙江区位优势的关注，也有被浙江的产业配套相对完善和市场规模较大的特点所吸引课题组成员、专项调查处副处长储小华介绍说，由于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的区位优势、发展模式、宏观环境、要素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仅对区域外投资企业的吸引力度不一，且吸引着区域内企业互迁互移。
他透露，长三角区域企业互迁互移的活动频繁，在调查的346家跨省际迁移的企业里，浙、沪、苏两省一市企业的互相迁移数要占到41.3%。在196家浙江外迁的企业中，迁入地最为集中的省市就是上海和江苏，其中迁到上海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40.3%，迁到江苏的企业占外迁企业的13.3%；而在省外迁入浙江的150家企业中，上海迁浙企业占16.7%，江苏迁浙企业占10.7%，迁移数量分别居外省迁浙企业数的第一和第二位。
从企业迁移类型看，不同的迁入地并不完全相同。上海由于具有区位、信息、产业、人才等多种优势，因此浙江企业在选择上海作为迁入地的时候，迁移的类型较多，除扩张性迁移外，研发基地迁移、总部迁移、整体迁移和生产基地迁移等迁移类型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浙江迁苏企业的迁移类型则比较单一，89.3%的企业的迁移方式为投资办厂。而上海和江苏迁移到浙江的企业，也几乎涉及各种迁移类型。上海迁浙企业主要是投资办厂和生产基地迁移，比例各占42.3%，但也有总部迁移、研发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到浙江的，比例各占3.8%；江苏迁浙企业除投资办厂占50%外，生产基地迁移和整体迁移各占18.8%，其他类型迁移占12.4%。
从调查结果看，浙、沪、苏企业迁移的动机和对迁移因素的关注并不完全相同。浙江迁入上海的企业，在迁移时考虑的前三位因素，依次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54.8%；改变区位条件、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为51.2%；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认同率为38.1%。浙江迁入江苏的企业，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认同率为72.2%；原材料及能源供应，认同率为52.8%；电力供应和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并列第三，认同率为44.4%。而江苏迁入浙江的企业，其关注的迁移因素主要是土地资源、改变区位条件以提高企业形象和产业配套完善、市场规模大，认同率分别为50%、50%和30.2%。上海迁入浙江的企业，关注的前三位迁移因素是土地资源、获得迁入地减免税的优惠政策和改变区位条件以提高企业形象，认同率分别为66.7%、44.4%和44.4%。
储小华总结说，浙、沪、苏企业在区域内迁移，除对土地资源和可以获得迁入地减免税优惠政策表现出共同的关注外，浙企迁入上海，其主要动机在于通过迁移改变企业的区位条件，以达到充分利用上海的信息、人才、产业等优势并借此提升企业形象的目的；浙企迁入江苏，考虑较多的是江苏与浙江经济发展水平比较接近，而江苏在电力、原材料等生产要素的供应上则比浙江相对充裕；上海、江苏企业迁入浙江，其迁移动机既有对浙江区位优势的关注，也有被浙江的产业配套相对完善和市场规模较大的特点所吸引。
浙江投资环境劣势需重视
生产要素供应不足将成为浙江投资环境的“软肋”，高素质人才资源相对匮乏影响浙江企业科技创新能力调查发现，浙江投资环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区位优势、市场优势、产业集聚优势、城市经济富有活力和政府部门的公平公正廉洁方面。但与沪、苏相比，特别是与上海相比，浙江投资环境也不乏一些劣势，值得引起重视。
课题组成员孙燕娟表示，生产要素供应不足将成为浙江投资环境的“软肋”。浙江是市场大省、资源小省，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生产要素供应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土地紧缺、电力紧张、资源不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浙江经济的发展。而生产要素的完善与否，又是企业在迁移时最为关注的迁移因素。
她表示，不可否认，浙江省一些企业外迁的动因，是受土地资源限制缺乏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而不得已向外发展；更要看到，还有很多意向迁入浙江省的企业，因土地问题而被挡住了投资的脚步。同样，电力供应和资源供应的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了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因此，生产要素的不足无疑已对浙江省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产生一些不利影响。
课题组成员丁建红也表示，浙江省的企业税费、劳动力成本、房产地价格等商务成本相对偏高。根据浙江省统计局2003年浙、沪、苏、闽、鲁、粤等五省一市商务成本评估报告，浙江综合商务成本虽比上海低10.2%，但要比江苏高10%，特别是在企业税费、劳动力成本和房地产价格方面。2003年浙江省规模以上外商投资工业企业每万元销售收入的税费总额要比江苏高18.6%，劳动力成本也比江苏要高36%，而房地产价格更是连年上涨，2004年上半年房地产开发企业每平方米的土地购置费达到1533元，远高于江苏，已经逼近上海的水平。
同时，浙江省的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等硬件设施尚需进一步完善。与上海和江苏相比，浙江的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仍有薄弱的一面。据浙江省统计局2003年浙、沪、苏、闽、鲁、粤五省一市商务成本评估报告，2003年上海、江苏、浙江每百平方公里公路通车里程分别为102.3、63.9和45.4公里，其中高速公路为3.79、1.95公里和1.41公里，浙江与沪、苏的差距显而易见。同样，在城市交通方面，从迁移企业对浙江的评价可以看出，浙江的城市交通状况与沪、苏相比，仍然还有一些距离。
课题组成员孟松林提到，高素质人才资源相对匮乏影响浙江企业科技创新能力。尽管近年来浙江的教育投入力度不断加大，人力资源丰富程度不断增加，但是与上海相比，浙江在人力资源特别是高素质人才的供应方面仍有差距，主要表现在高级管理人才和高级技术人才供应不足，制造业企业高素质技术工人相对缺乏。人力资源的不足直接影响科技创新能力，影响产品升级换代能力。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将会使浙江省许多优势产业逐渐失去竞争优势，不利于浙江省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继而也会对增强区域竞争力、吸引外来投资产生负面影响。
（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