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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龙永图，1943年5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1965年贵州大学外语系毕业后进入外经贸部工作。
1973年，龙永图作为国家派出的留学生，到英国伦敦学院攻读了一年的国际经济学专业。从1978年开始，龙永图先后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工作。
1992年1月，龙永图任外经贸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司长，开始介入中国恢复关贸总协定地位谈判；1994年4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部长助理，主持复关和入世谈判；1997年2月晋升为外经贸部副部长级首席谈判代表。
2003年1月至今，龙永图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
12月11日，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WTO)3周年。经历了长达15年的谈判，中国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贸大家庭的成员。在龙永图的办公室里，这位中国入世的首席谈判代表接受了本报专访。
三年来的积极变化证明中央的入世决策完全正确
记者：我国加入WTO已有3年，您认为3年来入世给国内经济带来的最主要影响是什么？
龙永图：评价入世的实际影响，首先要看加入WTO的意义。当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此有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二是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从这两点讲，3年来的变化是可喜的，效果是积极的。事实证明，中央有关入世的重大决策完全正确。
3年来，中方承诺遵守WTO规则，清理、修订了大批涉外经济文件法规，在货物贸易的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减少、服务业的市场开放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基本兑现承诺，有些承诺甚至提前履行，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我国经济整体运行状况也被国际社会普遍看好。WTO现任总干事素帕猜以及美国、欧盟商会对中国这3年的表现予以充分肯定。
与此同时，作为WTO一员，我们也享受到了权利，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以前每逢年中，我们都要遭遇美方关于最惠国待遇的年度审查，严重影响了中美关系的稳定。入世后，美国依照协议修改了国内法，取消了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歧视性政策，从而使我们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入世的效应正从贸易政策向更深更广的领域渗透
记者：在您眼里，今天的中国与3年前有什么明显变化？入世对改革开放进程是否起到了促进作用？
龙永图：3年来，伴随着入世的热潮，市场经济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比如国民待遇问题。国民待遇实际上是国际上的基本原则，入世前大家关注较多的是外资企业，入世后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更全面，要求对国内企业也要一视同仁，这使在过去几年当中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大量民营企业拥有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这是个很大的进步。
又如透明度，原先外商总说，“在中国投资，不怕不优惠，就怕不透明”。这3年我们在贸易、投资及相关政策上的透明度大大提高，增强了合作伙伴的信心。
3年来，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利用外资分别保持30%和40%的增速，今年进出口额比3年前翻了一番，将历史性地突破1万亿美元，实际引资将历史性地突破600亿美元，这虽不能全部归功于入世的结果，但入世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动因。
需要指出的是，在履行承诺的过程中，我们在努力举一反三，使WTO效应从贸易政策向更广更深的领域渗透，从而达到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的目的。
记者：入世之初，我们说得最多的是“既要敢于开放市场，又要善于保护自己”，您觉得3年来国内企业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龙永图：最好的保护办法就是开放。
经过3年磨合，国内企业成长了许多。以往遇到国外反倾销，大多数企业都是束手无策或逃之夭夭，可是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有了法律意识，面对贸易摩擦敢于应战了。
还有，企业不再像前些年那样动辄寻求保护，而是逐渐正视竞争，通过加快技术创新、提高产品质量、开拓市场空间等方法固本强身。这说明我们初步适应了入世后的角色转化，并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迈出了重要一步。
记者：广大老百姓从中受益了吗？
龙永图：当然受益。拿汽车来说，这3年国内汽车产业发展迅速，形成良好的竞争格局，在品种、质量、价格上都让消费者得到了实惠，并有望成为最具出口潜力的产业。利用WTO规则实行的农业补贴也有利于农民增收。今年我国进口将超过5000亿美元，这个盘子以后还将逐年扩大，其中有不少是跟老百姓生活很密切的消费品，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看待“不利条款”要全面、历史、客观
记者：最近有人质疑入世协议中的“不利条款”，认为这是谈判中留下的尾巴，会给我们带来被动，对此您怎么看？
龙永图：所谓“不利条款”，无非是指第15条(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和第16条(特殊保障措施)。实际上其影响是很有限的，现在存在一个认识误区。
以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为例，按照议定书，仅涉及遭受国外反倾销调查的企业，而不是针对所有国内企业。去年我国遇到反倾销调查的出口金额仅占当年出口总额的0.5%，这个比例是很小的。
另外，“不利条款”也有积极的一面：过去人家一搞反倾销，就自动把你当成非市场经济对待，涉案企业一律采取替代国价格来计算反倾销税，一棍子打死，吃亏吃大了。可第15条却给了中国企业另一种可能性：如果能证明自己在制造、生产和销售该产品方面具备市场经济条件，没拿政府补贴，没有恶性竞争，没做假账，那么就可采用中国国内的价格或成本。这其实给遭受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企业提供了一条生路，3年来有不少成功案例。况且“不利条款”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效遏制了压价竞争，促进了行业自律，所以不必过多夸大这两个条款的负面性，应该全面、历史、客观地看待它。
在入世谈判中，有很多问题比上述两个条款的分量要重得多，比如资本市场开放。外方曾要求我们在入世5年内实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包括汇率自由浮动，这一条我们坚决没答应。如果我们签了开放资本市场的条款，那会给今天的中国经济体制和金融体制改革造成多大压力！
所以说，我们在局部利益上作出的一点让步，换取了外方在全局性的、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更大让步。这一谈判结果的正确性将继续被时间所证明。
记者：目前我国正在加强宏观调控，有一种观点提出，调控任务如此艰巨复杂，部分原因是入世后外部因素增多，不确定性加大，又受到WTO各种规则的制约，进而认为入世影响了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您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吧？
龙永图：这个观点完全站不住脚。我们的入世议定书里有哪一条是制约政府宏观调控的？许多WTO成员既开放了市场，又用市场经济手段进行调节，结果并未影响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中国政府同样有能力做到这些。只要掌握好世贸规则，运用好各种经济手段，建立有效的法律体系，我们的宏观调控将会更有力。
过渡期结束不等于开放进程结束
记者：从2004年12月11日开始，中国服务行业开始履行入世承诺。到明年1月1日，我国主要产业在入世谈判中争取到的过渡期将画上句号，您怎么看今后的几年？其中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龙永图：我首先纠正一点：最近总有人把2004—2005年称为入世的“后过渡期”，其实，准确的说法应是部分行业在履行入世协议中进入了“后过渡期”，比如银行、基础电信等，而其他大多数行业的过渡期已到终点。
另外，过渡期只是一个阶段，它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开放进程结束，并不意味着国内开放程度达到最高水平。如果在完成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后，让中国的对外开放进程慢下来，我们将犯历史性错误。
我们的开放不仅仅是为了履行承诺而开放，说到底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开放，入世只是一个契机。目前我们在一些领域的开放程度甚至赶不上一些发展中国家。开放还应该扩大，在中国过渡期完成后，中国政府还应该更进一步进行体制改革，外贸部门也要做相应的改革规划。今后几年实际的开放要超过议定书所承诺的水平。
现在高喊“狼来了”的人少了，从现状看，入世对一些敏感领域确实没形成大的冲击，过渡期里国内产业竞争能力大大增强。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些关键性行业、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今后的挑战还是较大的，最大的挑战是对国际竞争的长期性、艰巨性缺乏认识和准备。还是一句老话：“不怕开放，就怕没准备。”
成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
记者：未来一段时期，国内的入世应对策略和措施应进行哪些调整？
龙永图：在全国贸易政策的统一实施、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我们还要切实加大力度。在纺织品、农产品问题上也要用好WTO规则。比如，明年1月1日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但这并不代表国内企业从此海阔天空。我们已是第三大贸易国，在竞争中应顾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利益和进口国的市场承受能力，搞好行业自律，不要给人“赢家通吃”的感觉，引发更多的贸易摩擦。
在多边经贸关系中，中国被WTO成员寄予厚望，即担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作为一个经历过20多年改革开放、15年复关和入世谈判的发展中大国，我们要从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出发，努力在世贸谈判中寻求双赢和共赢。如果出现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严重对抗，受损最大的还是发展中国家自己，应该着眼长远，讲求策略。
记者：3年之后回头看，您是否依然觉得自己在入世这个问题上无愧无悔？
龙永图：身为中国政府入世决策的一名执行者，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入世是外因，是改革开放的一个新起点，我们的很多问题并不能通过入世本身来解决。无论是过去3年还是未来的若干年，中国的发展壮大还要靠我们坚持深化改革。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