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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25年来中国商业社会的变迁和商业思想的发展过程，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去看清它们是如何变的，为什么这样变。
另外需要注明的是，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一个时代，但因为会议在年底召开，因此本专题将1979年列为新商业史的开端。
中国商业社会的转型与目标重构
讨 论25年来中国商业社会 的变迁和商业思想的发 展过程，最大的意义就在 于去看清它们是如何变 的，为什么这样变。有很多利益群体、很多社会思潮都参与了这一进程，不过最中心的环节是不同的市场主体，包括乡镇农民和国企经理人。是他们创造性地运用了各种制度资源、社会资源和思想资源，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我们观察这25年来中国商业社会和商业精神的变化历史，就是要努力理解这些实践者是如何吸纳、糅合和运用各种资源条件，又是如何根据时代变化做出调整的。我们总结这些当代经验的尝试，除了要解释和归纳本土性的商业思想和精神之外，更要提出进一步的鲜明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商人在中国的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做了什么，还要做些什么？
一、 乡土中国的商业精神：不只是产权
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但农村改革至今远远没有将城乡差距缩小到一个比较平衡的程度。不过，三农问题越来越明显的紧迫性，更呈现出乡土中国的商业成长中那些成功故事的启发意义。能否更好地理解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也决定了我们能否更深刻地反思，为什么那些成功的经验（更多在东部）并没有在其他地区被普及？是无法复制，还是没有学到点子上？对于其他省区而言，哪些经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这里选取民营经济最发达的苏浙地区来讨论。以前人们用“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来讨论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这个区分很有价值，不过这两种模式发展到现在，需要新的总结和讨论。
相对而言，“苏南模式”是“离土不离乡”的发展，苏南的工业既有加工业，也有重工业比如钢铁、汽车、中央空调等等，它们往往是集体经济；而“温州模式”是“离土也离乡”的发展，这一模式带动的加工业基本以生活消费品的加工为主，这些流动的工业大多是私营的。如果把这两种模式，以及广东的三来一补加工业的模式放在中国这个所谓“世界工厂”的格局中来看，会发现同是为世界制造产品，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取向和模式，遭遇的挑战和转型经历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论。
“苏南模式”的特点在于，部分乡镇的创业强人，一是抓住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工业生产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切入，发展起初步的乡村工业；二是利用此前的社会主义实践创造的乡村合作体系，在起步阶段尽可能地减少了成本（一些“模范村”至今仍强调自己是共产主义新村）。乡村的创业领袖（后来的民营企业家）带领当地民众发展出一套后来被费孝通等社会学家称赞的乡村集体经济模式。
这一套集体经济模式后来遭遇了经营上的挑战，一般认为是集体经济产权不清晰所致。不过问题不止这么简单。产权问题之所以后来变得突出，并非因为不符合某种西方经济学理念，而是因为当时乡村工业发展遭遇的产业转型和资本瓶颈需要产权制度的变化。
城市改革启动之后，全国工业生产体系有了巨大的变化，以前局限于一村一地的小工业在这个变化了的生产体系中失去了位置，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和扩大规模。但是这种产业调整和转型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集体经济的内部融资能力根本无法满足资本扩张的要求，而必须向外融资。这样，创业强人的能力就不仅体现在确定工业发展方向，而且体现为融资能力和承担相应风险的勇气。尽管这些企业家的融资往往借助了集体的信用，但在较多情况下的确依赖于企业家的个人能力。如果没有产权上的相应分配，很多产业转型上想法平平的企业家也就难有勇气和主动性去冒风险融资。于是，苏南乡镇企业发展后来有了分化，部分集体企业因为产业转型和融资的失败而破产，部分则因为产业转型和融资的成功而获得发展。
在成功者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家在产业转型和融资两方面的作用都很大（比如春兰集团的陶建幸），因此存在如何评价其贡献的问题，但集体信用和国家经济体系对集体信用的支持也有如何评价的问题。有相当部分集体企业在产业转型的过程中或成功转型后进行了改制，确认了企业家的产权，集体企业转换为公众公司，但是这些企业的发展空间仍然决定于其在产业转型和融资方面的能力。同时，集体经济的改制过程更少制约，更容易出现不公正现象。
“温州模式”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在温州小商品、北京“浙江村”、边贸生意、转战欧洲、西班牙埃尔切纵火事件、温州炒房团这一系列事件中，可以建立起一条历史的线索。由于他们一开始就是独立外出经商创业，很少存在“苏南模式”中的产权问题。
温州人也在全国的工业生产体系中发现了自己“小本生意”的空间，他们的办法是走出去。他们认为，越是小本的生意，越要在大地方做，因为那里老乡多；而有了一定资本，到小地方做，资本的利用率反而高。这里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老乡网络，二是在外地流动的过程中发现各种“小本生意”的可能。不过要注意的是，温州人也并非倾巢而出，而是在外地流动经营网络发展起来的同时，当地相应的工业也获得了发展。
传统的熟人社会里发展起来的内部信任关系，是温州人全国性流动经营网络得以建立的基础。一个稳定的关系之所以能建立，原因在于可以建立双方之间的制约，这里人们运用亲友关系“锁住”了生意关系。这两种关系重合的最大好处，是省去了事先的关系界定和制度安排的麻烦，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内部不能形成一定的结构，难以把信任落实为有效率的运作方式。因为基于亲友关系的生意关系要求“平等”，不允许产生明显的管理结构。
换个角度看，这种扩散的流动是对企业组织的一种替代。其后果是，单个的大企业为数甚少，但是全社区的发展得到促进。温州人生意经的基本逻辑也就是，人们通过更密集、更复杂的聚合形态，让自己的手向外伸得更远；越是聚合性强的社区，对外开放和辐射的程度却越高。（参见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
这样，一方面，温州人以一种现代商帮的集结形式，不仅把生意触角伸展到全国各地（比如北京的“浙江村人”90年代前后发展出规模相当可观的服装业）；而且，这些在北京的温州人敏感地把握了苏东剧变之后东欧国家和独联体的商业机遇，不仅在北京把老外“引进来”，也果断地走出去，切入全球经济体系中的空间，甚至通过移民来推进其产业扩张，从而衍生出跨国流动的社区。西班牙埃尔切中国鞋城纵火事件，以及俄罗斯、法国等地温州鞋商遭遇的抵制，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温州商人的竞争力。
另一方面，尽管以聚合形态来扩散流动的方式可以推进产业发展，但是，当温州商人要打造自己的产业品牌时，如何在传统关系中建立起大企业？（通过传统关系聚积资本参与炒房及其他金融活动的一些温州财团，最近遭遇了意见难以有效统一等组织难题，说明在金融这类组织性要求更高的领域，如何发展出有效的企业组织，更是温州商帮的难题。）
不过一定要看到，自觉的产业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企业组织上的问题只是手段而已。由于全球闯荡的温州人是自己的主人，很少纠缠于一般的产权问题和改制问题，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意识到中国企业家所要面对的最根本挑战，乃是在于如何在全国和全球的生产体系中开拓自己的空间。温州商人在海外的成功，无疑就在于他们能够在全球市场体系中把握住机会。他们现在要面对的首先也是如何突破外国的贸易保护，拓展市场尤其是流通环节，如何发展起品牌；只有在这种挑战真正来到的时候，企业组织方面的改造需要才呈现出来，手段的提升才显得重要。对于温州商人而言，很难想象，如果不去开拓市场，只在改制问题上折腾有什么意义。而且，在内部组织上做变动，本质上是谁做老大、谁主持分配（甚至是谁往谁口袋拿钱）的问题，要在熟人关系里公正地重组关系，实在是敏感而难度较大的事情，这一难题也是产权制度理论需要面对的难题。
对比“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产权制度和社会组织形式的变化并没有一定之规，其变化的动力在于商业活动本身的需要。温州与苏南有不同的工业发展道路和社会组织方式，它们在产权变革和组织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一样；不过，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传统组织资源（分别是集体经济和熟人社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是无论是苏南还是温州，企业发展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在全国或者全球化市场体系中寻找和开拓自己的空间。这也是最大的和最终的问题。产权制度安排和组织形式的变化都是为此服务的。
如果我们要问，为何中西部地区民营企业的发展没有呈现苏南和温州的局面，除了要看其产权安排是否合理、社区信用体系是否良好之外，更要看它们在全国市场体系或者全球化市场体系中能否寻找到和开拓出自己的空间。毕竟，有相同的社会组织方式和产权安排，也未必就会有同样的前途和成就。
二、 上升阶层的形成与利益博弈的重心转移
与乡土中国的变迁特别是温州人的满世界游走相比，中国城市改革又是很不同的状况。改革前就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以后的改革状况有很强的形塑作用。城市有着较高的权力，积淀了较多的国有资产存量；乡村则权力级别较低，国有资产存量较小（土地是主要的存量资源）。相对而言，乡村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的增量改革。“温州模式”是增量改革模式的典型。温州商人的满世界游走，创造了一个与政府保持着相对距离的经济体系和社会空间，而且这个空间将随着国内外市场的变化而继续迅速变化，行政体制对它影响将越来越小。
以国有企业“改制”为核心工程的城市改革则更多的是自上而下的存量改革。城市权力部门和既有的国有存量资产处于改革的中心位置。城市改革大体由两个方向的发展构成，一是原有国企一浪接一浪的改制风潮，二是新生资本切入城市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随着国有资本垄断领域（例如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市场）的缩小以及新兴领域（例如互联网）的创造，开拓出城市私人资本的领地和空间。
在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价格双轨制，90年代前期的开发热、上市热（以及地下的走私热），以及90年代后半期的国企产权转让热等等几波浪潮之后，中国的上升阶层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这些城市改革浪潮在知识领域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经济学知识阶层与法学知识阶层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上升阶层相当重要的部分。
在80年代以来的城市改革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商业经验和商业思想既不是日本企业最红火的80年代传遍华夏的松下幸之助等日本企业家的经营哲学，也不是风靡90年代的美国企业家韦尔奇和管理学家德鲁克的经营思想，而是主导着社会主义经济转轨的各种改制实践和学说。
国企改制的核心主张是，国企“所有者缺位”的产权机制是效率低下的，必须代之以产权明晰的运营机制；在将国企改造为所有者多元化的过程中，多有政策手段的创造，比如抓大放小、主辅分离等等，最重要的是将国有企业改造为股份制的公众公司，在国内或国外上市。
尽管国企经营不乏成功的例子，例如云南红塔山集团，但是说“改制”一度是大多数国企经营发展的前提和主要内容，却大致不错。改制过程中有两个方面的经营是关键性的，一是产权比例的再分配，二是一般职工的安排。原有体制内的科层决定着再分配格局，而一般职工的安排则往往在政府部门的介入下转化为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一般认为，国企改制过程充满着权钱结合以及不公正的现象，而且不少企业的职工在改制过程中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不满。不过人们对这一现象评价不一，或者认为留下了待处理的庞大债务，或者认为这是必要的代价。郎咸平近期对改制的猛烈批评可以看作一直存在的批评的集中呈现，而且由于国企改制已经进入收官阶段，不满郁积较多，得到了一般民众的广泛赞同。
和苏南的集体企业一样，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变化并不等于企业经营的改善和产业的成功转型。改制以至上市，国企转化为公众公司，企业组织方式和产权结构得以根本改造，所有这些变化只是在理论上被声称有利于企业经营的改善，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必然如此。企业发展最终还得依赖企业董事会和经理团队的决策能力与管理能力。国企传统体制和公众公司治理各有其问题，正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各有其头疼的地方一样。
人们在推动国企改制进程之初，一般期望改制结束之后，城市改革的中心议题会变成以提高企业绩效为中心的发展议题。这是目前相当部分改制后企业努力实践的方向。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城市改革的另一个方向，即新生资本切入城市权力系统和资本系统，随着国有资本垄断领域（例如房地产业、文化体育市场）的缩小以及新兴领域（例如互联网）的创造，开拓出城市私人资本的领地和空间。在这个过程中，正隐约呈现另一个趋势，即这些资本力量逐渐试图与政府权力谈判，重新制订市场游戏规则。考虑到这部分新生资本的总量越来越大，这一趋势显示，城市改革的中心议题有可能从国企“改制”向重订市场规则滑动。这两年房地产业和足球产业的变化堪为例子。
房地产业发展的矛盾主要体现在贷款和土地市场两方面。房地产业要发展，一是要尽量低成本、更方便地拿到贷款，二是要尽量低成本地拿到尽量好的地皮。矛盾也集中出现在这两个领域。
贷款方面的矛盾主要在银行与房地产商之间。2003年，央行基于国家金融稳定的考虑而收紧信贷，先有央行121号文件（《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的通知》）的出台；此后不久，部分房地产商和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认为房地产未过热，积极游说，然后有国务院18号文件（《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的出台，在信贷控制方面的措词稍显温和，为房地产商开放了新的融资渠道。由于考虑到房地产业刹车过猛会引发不小的金融震荡，中央经济调控部门投鼠忌器，房地产业的游说的确收到了一定成效，使央行的政策力度有所对冲。此次房地产商集团游说是改革开放之后利益集团成功影响中央公共决策的一个典型案例。
土地市场的矛盾则在政府、房地产商和一般民众之间。由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市场不规范，土地使用权定价问题和拆迁问题成为群众维权和抗议的多发地带。一般民众的维权和抗议向自杀性抗议发展，经媒体参与形成舆论，构成了对公共政策的压力。部分省市主动调整了城市拆迁制度（如广东），出台规范土地流转市场的政策。2003年底中共中央在修宪建议中也指出，要给予失地的农民以补偿，并准备修改《土地管理法》。这一次，民众的利益表达形成了一个整体的力量，政府的公共政策选择支持了民众这一权利诉求。在这个问题上，房地产商一改在央行收缩信贷问题上的踊跃发言，无所措辞。不过，在可供转让的土地是否足够多等具体问题上，最近有房地产商亦与建设部展开公开辩论，企图推动建设部调整土地市场管理措施。
足球市场最近则爆发了一起被媒体称为“革命”的资本集团向中国足协逼宫的事件。以大连实德集团老板徐明为代表的部分中超球队投资商认为，目前中超联赛低迷，事故频出，说明中国足协主导的联赛体制必须改革；他提出的方案建议，由球队投资商联合成立联赛公司，主导中超联赛的运营。这一动议后来被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足协否定。在足球这一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的领域发生此种事件，更明显地透露，资本力量试图参与市场规则制订的愿望已经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三、商业社会的转型与上升阶层的使命
如果以后如资本力量向足协逼宫之类事件开始频发，我们大致可以判断，经济改革的中心议题已经从国企“改制”转换为资本力量推动市场规则的重订。不过，这一转型是否就是中国商业社会转型的主要内涵？
随着以企业家为代表的上升阶层实力的增强，他们在社会博弈中的声音无疑会越来越响亮。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大方向下，企业家群体在国企“改制”的各个历史阶段更有利地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这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机制的全面支持，容易使企业家群体极力申张自我“权利应当得到保护”，比以往更主动积极地谋求自己的声音在现有体制中得到充分的表达，并且倾向于将对立因素批评为不支持私人资本的发展或者仇富心理。在这种权利视野里，企业一般员工和政府政治越来越难被全面考虑。
如果只从谁都希望自由地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角度来看，似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们没有理由不支持资本所有者的各种牟利行为。不过，问题在于，人们一般认同个人的合法财富积累，并不意味着，在大家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企业家保护自己权利的要求就具有相对于一般人的优越性。在私人资本的经营活动多受行政权力的限制时，资本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利的主张有其正当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可以因此省略资本所有者、企业家与被雇佣者之间的利益矛盾。
事实上，随着资本力量表达利益诉求的空间越来越大，一般工人表达自身利益的空间也相应扩大。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意见的集体表达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在资本力量和政府权力之间就政策制订进行博弈的场合，一般民众的意见也在通过不同方式表达。比如，上述房地产拆迁案例中，民众甚至以个人极端行为来表达；在足球市场案例中，球迷以冷漠来对资本力量和足协对中国足球的摆弄表态。尽管相对于资本力量在体制内强大的表达能力来说，一般民众的意见表达分散而且相对微弱，但是，他们的意见不仅构成了对资本力量和政府权力行动的基本制约力量，而且尤其成为政府和执政党在考虑自己的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时要特别重视的对象。
当资本力量和一般工人的意见表达越来越顺畅，双方利益矛盾也越来越经常表现出来之后，政府在协调两者矛盾时的态度就是一个相当关键的变量。在上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是执政党合法性的主要基础之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政方针要求充分发挥企业家的作用，因此政府在国企改制过程一般给予了改革的企业家充分的帮助，这尤其体现在应对下岗职工方面的灵活性和支持。不过，制度性不均衡不可能突破一定限度，基于社会稳定发展的考虑，在积累了相当程度的社会差距之后，政府便会做出相应调整，以及时回应社会结构的变化。
这也就是我们在中共十五大之后看到的状况。这次会议明确提出建设“均衡发展”的小康社会的制度目标，“新发展观”随之兴起。“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执政党和政府，于是不仅要关心如何发展资本力量，而且要关心如何发展劳动者的力量。特别是，从长远来看，由于中国人口结构的特殊情况，即一般工人和农民占大多数，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重视在政治决策和政策设计中争取工人和农民的支持。而且要看到，如果国家决策系统的利益表达机制逐渐开放，那么资本力量与一般工人农民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使得利益表达机制的重心向民意机构（全国人大和各级人大）转移。这种情况下，作为公民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在国家民主制度中的重要性就更毋庸讳言了。
在这一变迁过程中，相对而言政府极有可能越来越注重一般民众的意见表达，工会等组织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也会越来越明显。以研究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著称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最近在一次对政府官员的讲座中指出，政府在劳资双方的博弈中，应该支持工人用组织化的方式来与资方谈判。他的此番说法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商业社会变化的趋势。
中国商业社会的这一变化是中国企业家未来必然要面对的一个基本状况。经济改革的中心议题从国企“改制”向市场规则重订的转换，只有在工人利益表达的兴起和国家决策机制转轨、政府角色确定的整体进程中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资本力量、劳工阶层和政府这三种主体是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来确定自己的位置的，目前还很难预见未来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和消长将造就何种格局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忽略任何一方面的变化，都无法正确理解中国商业社会的转型过程。
而作为国家的上升阶层的政治家、企业家、知识分子也只有在这个结构中才有可能对自己在这一时代的使命有深刻的意识。有几个问题或许值得追问：
一是，中国企业家除了通过“改制”确认自己的合理权利，在企业经营上是否还有更值得追求的目标？今天中国企业家能否至少像全球闯荡的温州商人一样，依靠自己的商业智慧和信用，在全球化市场体系中开拓出自己的空间？
二是，今日中国社会政治最关键的问题，是来自社会底层大众的危险，还是在于统治阶级和上升阶层的政治素质？是底层社会的仇富心理，还是上升阶层无视由社会大众、政府和自己所组成的社会政治现实，是上升阶层总以为危险来自社会下层？
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普选和民主在德国》一文的结尾或许对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有所裨益：
民主化意味着国家机器必然要夷平社会等级结构，这是无可改变的事实。惟一可选择的是：或者公民大众在一个只有议会制外表的科层制“威权国家”既无自由也无权利，国家就像管理牛羊般对公民们进行“行政管理”；或者是国家以使公民们成为“共同统治者”的方式把他们整合到国家之中。一个“主宰民族”对此只可能选择后者，因为只有这样的民族才可能和可以在“世界政治”中进行角逐。诚然，民主化可以被一时阻挡，因为有权者的利益、各种偏见以及恐惧症在这里全都联合起来反对民主化。但为此很快就会付出代价：大众的全部精力都会用来与国家作对，因为这国家乃外在于他们，大众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这种不可避免的政治后果或许会使某些社会集团得益，但却断然违背整个民族的利益。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