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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历史是一件艰难的事， 除非你彻底消失。当仰融接受别人的建议“要冒出来”的时候，真相也开始 暗流涌动了。
仰融的历史是从1991年开始的，当年一家名为“华晨控股”（Brilliance Holdings Limited）的公司买下了沈阳市一家国有股份制企业金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4600万股股票，成为该公司第二大股东。华晨控股的董事长正是仰融。
1992年，伴随着中国第一个国家概念股——华晨汽车——在美国上市，仰融开始以资本大鳄的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之后，一个庞大复杂的“华晨系”浮出水面，尽管其中名分不一，但其核心的控制人都是仰融。
这个纷杂的体系的搭建过程同样复杂难解，根据现在已经公布出来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到其路径：筹一笔钱以合资的方式买下沈阳金杯的部分股权，通过相应的置换方式达到控股，然后再成立新的操作平台，将这部分股权在海外上市，接着以上市公司的名义不断扩张。
这里面最关键的问题是：第一桶金的性质为何？在2003年3月辽宁省政府将华晨的资产划为国有之前，仰融一直声称，最早的钱来自他和相应的合作者在资本市场的操作结果。换一句话说，这是私人的钱财，相应的对财产的处置权也在他和他的合作者。
但是，随着2003年6月，仰融离国而去及相关案件的一一铺开，我们有了新的线索——这些钱与一家名为海南华银的公司有关，这是一家国有企业。当年，为了上市，海南华银出了第一桶金。虽然其中的过程扑朔迷离，有修改有谋划有人道上的背叛，而且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些钱的流出及后来的海外上市是一个政治行为，但是，钱的出身非常明确——国有资产。
仰融只不过是借用而已——他自己将这种行为称为“借枪”，进一步延伸为：借枪打兔子，打到了算自己的，打到人也要负责。但是，反对者的问题是，枪我是借了，打到的兔子我有没有份？在仰融的运作中，他借到了枪而且也还了枪，但是打到的兔子没有分。
从道义上去评判这个事件或者仰融本人是很容易做到的，而且也是最快的方式，可是事情并如此简单。
这实际上是一个财权归属及国有资产如何处置的问题。在中国正在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上，这样的例子不少见，少见的是其中的复杂成分而已。
在这个案例中，华晨与早先中国众多的红帽子企业不同，虽然，仰融的发展更多地借用了中国当时所承受的国际压力——20世纪80年代末期，国际社会一度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华晨在美国上市具有巨大的指向性意义。红帽子企业的本质是用自己的钱，借助国家或集体的有利条件迅速发展企业，而华晨的第一桶金来自国家，只不过是通过他的一系列动作，这笔钱在一定程度上被他洗过了，但是，不管其如何操作，还是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仰融的意义在于，他给中国的国有财产的转化过程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案例，即中国如何避免在国有财产进行保值增值的进程中，不被转化为个人财产。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