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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驻京记者 赵凌 □实习生 常楠溪
今年5月，“北京动物园酝酿搬迁”一事经媒体报道后，舆论为之哗然。与此前官方悄然行事的方式不同，在北京，一些民间环保组织、法律人士、学者、动物园职工、中小学生、人大代表纷纷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地进行着一场保卫动物园的集体努力。
被忽略的程序
据北京动物园有关人士透露，直至今年4月媒体报道之前，上面一直要求动物园对搬迁“保密”。一些工作人员甚至是在媒体披露后，方才知道自己所在的动物园可能迁至大兴，与大兴野生动物园合并。大兴野生动物园地处北京南郊，距离市区35公里。
其实早在去年，有关动物园搬迁的议论就已开始，但时至今年3月却未被公众知晓。一位动物园工程师证实，今年2月，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主持召开的首次“北京动物园搬迁问题座谈会”，并未邀请动物园方面参加。
同样议题的会议之后又举行了两次，动物园领导去了，议题开门见山：动物园该往哪儿搬？
据新华社《望周刊》报道，今年4月15日北京市发改委的会议曾要求北京郊县大兴、延庆、顺义等像“申奥”一样参与动物园选址的方案竞争。但是在4月21日会后，参与方会下对北京市有关部门内定大兴达成共识，“申办”竞争仅为形式。
在动物园搬迁悄然酝酿、即将拍板的情况下，一个名为“绿网”的网站首披此事。“绿网”是一个由民间环保群体通过互联网自发组建而成的公益网站。网上激辩最终引起传媒注意。
谁有权决定动物园的搬迁？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最后搬不搬是个结果，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关心是否程序正当，只要程序正当那么结果就是正当的。”北京优仕联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岳琴博士说。作为3岁孩子的母亲，她每月要带孩子来这里一两次。听闻此信，她的心情极其复杂。在随后一周的时间里，陈岳琴个人走访了北京市动物园，核实事情真相。
陈岳琴发现，动物园搬迁的程序有很大问题。“动物园搬迁漠视了公众参与决策的权利。”她认为，搬迁作为涉及广大民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其决策权在于公众一致同意授权的人大，而非政府部门。
和陈岳琴持相同观点的法律界人士认为，北京动物园搬迁属于政府决策中的重大事项，应该经过人大审查、专家论证、行政听证等法定程序。
本报记者调查后也发现，北京动物园自身权利在搬迁事件中确实有被忽视之处。动物园理应是搬迁问题最直接、最具体的利害关系人，在这事关自身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动物园至少拥有建议权。“该不该搬、为什么搬、怎么搬、搬到哪里，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但事实上他们被忽略了。”陈岳琴说。
搬迁三大理由
5月22日，87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陈俊愉参加了一个由民间机构组织的“关注北京动物园搬迁”研讨会。他说，“这个事太重要，我一定要来。”
陈俊愉院士回忆了他9岁时第一次去动物园的情景，“当时卖票的是两个巨人，有两米多高，穿着长袍，很有意思。”
始建于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的北京动物园，曾是明代皇家园林，至今已有98年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面对公众开放的动物园，时称“万牲园”。1949年改称“西郊公园”，1955年命名为“北京动物园”。
在今年北京市人代会上，大兴区委办公室主任郭宝冬和9名代表提出“搬迁动物园”的建议。主张搬迁的理由基于三点：公共卫生安全、城市交通和动物福利。
惊恐于SARS和禽流感的相继发生，部分代表和官员也认为：一、动物园置于城区，会对公共卫生安全造成威胁；二、动物园地处繁华地段，庞大客流恶化了本已糟糕的西直门交通状况；三、动物理应到大自然中去，以提高动物福利。
三条理由均遭多数学者专家的反驳，其中包括5位著名院士，他们是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孟兆桢，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亚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郑光美，东北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建章，北京林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陈俊愉。
动物园可能成为疾病源？刘农林工程师用“可笑”二字作为评价。他反问，“去年SARS，医院是重要的传染源，为什么不从北京搬出去？”据本报记者了解，SARS发生后，中国动物园协会曾对25个SARS疫情省份的一级动物园做了调查，结果无一动物园工作人员感染SARS。
专家普遍认为，从200多年动物园发展史看，没有先例表明动物园是传染病的传播地。业已退休的北京动物园副总工程师刘维新举例说，在西尼罗河病毒肆虐最厉害的时候，华盛顿动物园就有乌鸦飞着飞着就掉了下来，美国也死了几个老人，但并没有因西尼罗河病毒在美国泛滥而将动物园迁出。相反，面积不大的华盛顿动物园既是科普单位，又是研究机构，对美国动物学贡献巨大。
作为一个城市文化和历史的人文象征，城市动物园一般都位于城市中心。由此带来的交通问题，各国都是由城市管理部门作出道路等技术方面的整体规划；因拥堵而搬景点，这种做法被学者认为“逻辑有问题”。
今年3月，北京动物园在给市发改委的汇报材料中表示，动物园附近正在修建的要道，一定会使“西直门交通状况得到改善”，急迫言辞似表决心。
同样在3月，由动物园召集的论证会上，北京市林业局侯宝昆处长赞成搬迁。除公共卫生安全和交通问题的考虑外，他认为，“尊重、维护动物福利，具有文明与进步的意义。动物园的搬迁有利于动物福利的提高。”
那么，移址大兴是否意味着动物福利的真实提高？
“往哪儿搬都不能往大兴搬。”据刘农林工程师介绍，大兴土质属永定河的沙地，水很难留存。“他们野生动物园是用塑料布铺的底儿存的水，那样的地方怎么能建动物园？”刘农林工程师激动地向记者表达不满。
专家称，大兴野生动物园没有天然林，全是人工栽植的林木。
一位在动物园工作多年的工程师告诉记者，搬迁对动物造成的最坏结果就是死亡。有的动物可能长期无法适应新环境，有的动物则可能因环境骤变而突然死亡。
没有动物的城市
汪永晨带着一帮孩子来研讨会讨论动物园去留问题。这个被称为“感性的环保主义者”的女人，刚刚阻止了怒江建坝计划。在她为怒江奔走最绝望的时刻，得到工程搁浅的消息，50岁的汪永晨放声高叫，然后掩面长哭。
作为民间环保组织“绿家园”的负责人，这一次汪永晨的战场又转到了北京，“动物园搬家要征求市民的意见，尤其是孩子。作为公众，他们有发言的权利，政府也应该重视这方面的声音。”
有个孩子语出惊人，“我觉得这事儿应该让所有北京人投票，我们小学生也要参加。”
多数人认为，动物园离开城市，意味着它作为教育功能的丧失。北京市人大代表吴青依然怀念母亲冰心当年带着她和姐姐参观动物园的情景，“我坚决反对动物园搬迁。动物园是爱心之园，它让人学会热爱环境，热爱生命。中国人需要重新培养爱心，动物园应发挥这方面作用，让孩子们从小懂得尊重生命。”
让吴青感到痛心的是，2006年动物园即将迎来百岁生日，大家本应为其祝福，如今却在这里讨论它的去留。
北京动物园有关人士无奈地表示，提出动物园搬迁的种种缺乏科学依据的理由，正反映出中国目前公众科普教育水平还不高。在很多人由于没有受到必要的科普教育而产生对动物存在价值的疑虑时，动物园一旦搬迁会误导公众对动物的敌对情绪。
作为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文化遗存，动物园的搬迁让众多学者感到痛惜。北京动物园老园长冯友谦言之切切，“作为一个曾经长期任职的动物园园长，我认为动物园的搬迁必须慎重考虑。北京动物园在历史上和现在以至于将来都将发挥巨大作用，这点和北京市的地位是相符的。”
数位专家都不约而同提到当年北京拆除古城墙的惨痛教训。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海淀区人大代表马寅生说，“从文物保护的角度出发，动物园的搬迁不合时宜。不能再重蹈北京古城墙被人为拆除后永远无法恢复的历史遗憾了。”
城市动物园纷纷搬迁，成为近年来中国城市上演的奇特场面。据北京动物园有关人士介绍，从1996年始，全国已有30多个动物园进行了拆除或迁徙。“西安动物园卖了一半地，又到郊区买了地办了个野生动物园。动物们全挤在剩下的半个动物园里。前两天野生动物园也停了。还有昆明，它是全国惟一一个盈利的动物园，去年被拆了。”
城市动物园搬迁的背后是两种利益力量的逼迫：城建商业开发，以及以盈利为目的但却举步维艰的民营“野生动物园”对其的虎视眈眈。两把锋利的利益大刀正架在它以公益为己任的脑袋上，岌岌可危。
据中国动物园协会提供的信息，目前至少有16个城市动物园在“为城市建设让路”的方针下，处于搬迁、待搬、再建新址的状态。国内城市动物园被迫外迁，几乎无一成功，但悲剧却是灾难性的。据北京动物园有关人士介绍，在西安、昆明等地动物园搬迁过程中，一些动物因不适应急剧变化的环境而死亡，其情势相当严峻。
据悉，此次动物园搬迁的一次性建设预算为40亿元，完全建成需要10年时间。“现在政府每年补贴1000多万，将来搬出去恐怕就是5000万到8000万左右，这么大的财政负担，我不知道市政府考虑过没有！”刘农林工程师焦虑地说。
北京市海淀区人大代表许志永表示，如此浩大的财政预算支出，必须经过人大审议方可通过。
北京市林业局侯宝昆处长也承认，搬迁投资过大，会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搬迁后的职工福利、大兴地区环境不适等也都是问题，但“总体上看，动物园的建设是北京野生动物保护事业的一大课题，搬迁是大势所趋”。
占地87公顷的北京动物园位于北京繁华的西直门，它四周的邻居是：向南四达商业大厦，往东服装商品批发市场、必胜客……往西西苑饭店、国美电器、家乐福、华夏银行、广州证券……这里商品房的均价为7000元／平米。
如同一只有力的大手，四周的这些现代文明一直紧紧卡着动物园的脖子。而现在，本已脆弱不堪的动物园处境更为艰难，因为那只巨手正在发力，正在越来越紧，正在试图扼住它的咽喉。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