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中国经济（之四）

　　周其仁

　　在国际追兵四起的环境里，中国又遭遇要素成本急升，不考虑推进改革来作为“对冲”，还有其他坦途可行吗？

　　要素价格急速上升，中国经济将如何应对？作者的看法，关键要看其他经济变量——主要是制度与要素质量——能否提供足够的“对冲”。如果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能继续大幅降低，或要素之质能继续大幅提升——且两项合并的效果可以抵过要素成本急升——那么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依然。反之，一定是麻烦的开始。讲过的，国际环境的特征是追兵四起。倘若中国的“对冲”效果不如对手，麻烦也要来。

　　“看不见”的制度

　　先要交代一下，“制度”不容易观察。熙熙攘攘的市场，井井有条的公司，不时大爆新闻的经济活动，都容易观察。可是，从哪里可以看见“制度”呢？是政府颁布的典章，还是机构挂在墙上的规章？虽然书本的定义说，制度无非是人们行为的一套规范或准则，但我们就是不容易直接看见这些抽象之物。

　　所以，虽然历来重视“制度” 的大有人在，但是用“不易看见的制度”明明白白解释世事，却乏善可陈。于今回顾，上世纪30年代，年轻的科斯作为一名在读的大三学生，想到用“交易费用（transaction　cost）”来解释市场和市场里的企业，实在是石破天惊。其实，市场是一套制度，企业也是一套制度，恰恰从成本、代价和费用（cost）的角度，才最容易看见这些抽象的制度。市场中人不难明白，除了直接的生产成本之外，经济活动还有许多其他费用———寻找交易对手，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定价，履行契约，解决纠纷等等。商人们用不同的会计科目处理这些费用，但科斯———以及走科斯路线的经济学家———却提点我们从这类人人可见的费用中，发现市场和企业存在的理由。

　　要是交易没有发生，还有交易费用吗？回答这个问题要当心了。比如你我对热情洋溢的上门推销者心生狐疑，决定拒之门外。交易未成，交易费用也就没有了吗？对方种种的推销努力，你我放弃的购物机会，不是为交易而发生的耗费又是什么？这显然是“买卖不成费用在”的情形了。就是说，虽然是观察制度的上佳角度，但交易费用究竟为何，却要仔细调查才可能知道。在逻辑上，制度总为节省交易费用而存在，也为节约交易费用而变化。有了科斯的提点，付出调查交易费用的努力，我们观察制度有如神助。

　　改革越来越困难本来，降低制度成本、推进经济增长是中国以往经验的基调———“改革开放促经济增长”是也。问题是，改革开放已经二十多年，继续降低制度成本的空间在边际上究竟还有多大？让我们从制度费用的角度，举证一些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吧。

　　先看国有商业银行。中国人的储蓄意愿高，让世界羡慕。可是问到积蓄起来的资源利用得如何，该如何回答？高通货膨胀的年代，真实负利率吞食人民财产，不说也罢。好不容易刹住了通胀，但银行不良资产的发生机制，至今根除了没有？其他不论，单说1999年按帐面值拨出1.4万亿不良资产，尚未处理完，据说又发生了2万亿。横竖发生了坏帐由纳税人兜底，吃完“最后晚餐”还有宵夜，然后顺理成章等早茶。全部代价都算上，国有商业银行昂贵无比！

　　转谈股市。中国办股市的缘起是企业直接融资比例太低，而普遍的企业高负债，是国民经济大起大落的微观基础。解决之道，就是扩大企业的直接融资，而股市应该是股权融资的必要制度安排。可惜十几年过去了，我国企业的间接融资比例更高了！说“股市边缘化”，我的解释，国有商业银行够贵，股市更贵；股市太贵，光顾的就少了。

　　还有地价。最近地产界热闹，为房价、地价的联系机制吵得凶。我的答案要以后发表。这里重提两年前本专栏一篇旧作的观点———私人卖地与政府卖地的行为不同，前者可对地价上升作增加供应的反应，从而平抑地价；但是政府垄断卖地，就很难做到。现行土地农转非陷入一种制度性两难境地：听任各级政府征地吧，等于发放剥夺农民的许可证；叫停或严格审批吧，供地脱离城市化工业化需要，寻租猖獗之后，还是挡不住地价看涨。

　　国企改革，说易极易，说难极难。大体上，亏损累累的怎么改也没人责难。盈利的，改制难度就不免与赚钱多少成正比。吵来吵去，我们还是要面对，那些在市场里成功的国企要不要界定资产形成的历史贡献？改制叫停，形形色色的“国有资产流失”是不是也可以一并叫停？

　　最后，在“行业整合”、“制止恶性竞争”等名目下，行政垄断行业扩大市场竞争的改革似乎扭头重来。以三亿用户的移动通讯市场为例，举目全球，哪一个国家和地区只发两块牌照的？一些舆论的意思，似乎两块牌照还是太多。为什么不从国民经济整体打主意———增加行政垄断利润，就是增加全体用户的成本，就是减弱中国经济的竞争力。难道真的不知道，要素之价急升的形势下，放缓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无疑是雪上加霜？

　　四点原因

　　核心经济部门的改革，对于降低国民经济的制度费用，至关紧要。可是为什么改革越深入，难度好像越大？本专栏日后还要对此再做探讨。这里写下最近思考的结果，一共是四点可能的理由，与读者交流。（一）渐进改革策略先易后难，容易改的差不多改完了，留下来的都是难的。（二）深层次改革要触犯的既得利益巨大。（三）现在政府要处理的社会矛盾很多，难以集中力量推进改革。（四）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降低了进一步改革的紧迫性。问题是，在国际追兵四起的环境里，中国又遭遇要素成本急升，不考虑推进改革来作为“对冲”，还有其他坦途可行吗？

　　（作者系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本专栏每周一刊出，反馈请E－mail至：zhangds＠21cb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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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周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