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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有今天，纯粹是市场配置的结果，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中关村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现像
我认为中关村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政府“管”出来的
从中关村的价值来判断，中关村这种机制、精神和文化比其他国家任何一处科技园更像硅谷
作为我国公认最早、最成功的高科技园区，中关村在人们的赞誉和非议中走过了辉煌而又充满波折的20年。无数的“知识英雄”和“知本家”在这里诞生，并一度度占据着中国经济的风口浪尖。它在中国高科技产业中的地位无可厚非，作为一个经济圈，它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吸引着各种生产要素。中关村到底是一种经济现象还是特殊环境下政府推动的产物？而它最大的价值究竟在那里？带着这些疑问，记者专访了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任冉齐。
新京报：20年来，关于中关村的讨论很多，核心问题之一是什么因素成就了中关村，您如何评价这一问题？
任冉齐：要谈中关村现象，就必须要结合中关村的历史。可以说中关村起源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对生产力和社会的影响，而中关村创造了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机制，并实现了知识与市场的结合。
中关村在它的第二阶段（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发展，加上政府强有力的支持和推动，人才、技术、资本、管理、市场和制造这六大要素在中关村被培植出来。
同时，中关村的企业在这20年成长飞速，逐步走向资本股份化、技术创新化、产业规模化、管理科学化、融资多元化和经济国际化，现代企业制度在这里开始建立。
从而成长出一批真正对资本负责的“职业”企业家，并逐步走向国际。
从中关村的发展历史来分析，可以这么说，中关村有今天，纯粹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中关村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经济现象。
新京报：中关村一直是企业体制创新和新产业政策的试验田，有人认为中关村的成功就是依靠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一批富有活力的企业和企业家。那么是否可以说中关村的地位是由他们造就的？
任冉齐：企业从来就是中关村的主体，具体到微观，企业生生死死，但是中关村创造的创业文化、企业家精神，是中关村形成并发展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关村发展至今，企业自始自终起着关键作用，但并不能简单地说，中关村的地位仅仅是由企业造就的，应该说，中关村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市场经济造就的，是各方面的人才共同做出的贡献。
中关村的最大价值
新京报：从中关村20年的发展历史来看，它的出现和存在体现出的独特价值是什么？
任冉齐：我认为中关村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它不是政府管出来的，而是自己发展出一批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和一批对资本负责、不同于以往国有企业的职业企业家，并解决了40万人的高端就业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和宏观战略的角度看，中关村代表着先进生产力，中关村的创业文化、企业家文化是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之一，中关村区域创新能力代表了国家利益，探索着国家未来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新京报：中关村能成为另一个硅谷吗？它与世界其他知名高科技园区相比主要区别在哪里？
任冉齐：把中关村比喻成中国的硅谷，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客观上因为环境的差异是做不到的，从科学认识论来讲，全世界就一个硅谷，所以我们从来不说中关村是中国的硅谷。
但是我们要学习硅谷的经验来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中关村只是借鉴硅谷知识经济的经验，而不是照搬硅谷模式。美国斯坦福大学威廉·米勒教授评价“中关村最接近硅谷”，从中关村的价值来判断，中关村这种机制、精神和文化比其他国家任何一处科技园更像硅谷。我认为如果非要脱离各自环境将中关村与成熟的硅谷来比优劣是不可取的，硅谷是在美国这个发达国家，而中关村处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中关村发展遇到的挑战实际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在中关村的折射。
如果与亚洲其他三个主要科技园区相比，日本筑波和韩国大德都是以科研为中心，新竹是制造业的工业园，其创新可称为直接性的制造业创新，而中关村是创新性的大型的孵化基地，是一个整体的经济现象。
中关村的制约因素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中关村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制约了它的发展，这些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未来发展中关村的重点是什么？
任冉齐：中关村当前最重要的根本制约因素，从宏观上来看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发展水平问题。这些必然要体现在中关村，成为制约中关村发展的根本因素。
中关村还有两个直接制约因素，首先是市场化的进程稍慢，应该进一步加快，从而允许它在更大范围内自由配置资源；其次中关村国际化的进程稍慢，我国的发展必须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推进国际化进程，中关村更是如此。高科技是一个资本和技术都非常密集的产业，它变成社会生产力的过程需要很大的成本，这已经成为中关村最大的软肋，而国际化必然能缩减这些成本。
另外像中关村存在的一些诸如交通和服务之类的问题，都是政府在加快解决和改进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制约中关村发展的大问题。如果在看待中关村现象时，一味神话中关村的过去，并就一些小的问题全盘否认中关村的现在，那就像“盲人摸象”，要知道，中关村早期是因为占据先机而实现快速发展，现在在各地资源相似的情况下，中关村要继续做先进生产力的领先者，自然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新京报：目前的中关村以面向大公司的招商引资为主要方向、以引进外资为主要业绩，这是否意味着中关村的发展正在发生方向性的转变？
任冉齐：应该说从1999年（中关村管委会成立）至今是中关村的发展新阶段，我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20多年，如何保证未来20年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是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总体目标的关键所在。但是我国面临一个生产力要素的配置问题，如何把占据世界25%左右的劳动力与仅占据世界5%左右的石油天然气、6%左右的资本、10%左右的耕地和水资源合理地实现优化配置是一个难题。中关村也是一样。
概括来说，中关村20年来从“每家公司都做贸易”的原始积累，发展到技术创新，再到重视国际大企业的引进，其模式应该是一种知识经济的模式，产生倍增的经济效益，产生对经济的新的推动。中关村确实有错误有缺点、有不好的现象，但是解决中关村发展的新难题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
中关村确实很重视国际大企业和留学生，他们都是中关村国际化的重要载体，这些载体使资本的流动更快国际化。同时政府也要为这些载体创造一个国际化的法律、投资、自然环境，比如建立更好的科技园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国际化的硬件条件，解决了战略发展的制约因素，才能把跨国公司吸引过来。
但中关村也从来没有忽视中小企业的培育和为它们创造成长的条件。如果从政府掌握的资源配置，更多的也是用在为中小企业发展服务。
新京报：您认为自从1999年国家正式给予中关村特殊地位以来，包括软件及硬件方面中关村有哪些明显的变化，政府在中关村的发展中起到了哪些方面作用？
任冉齐：中关村地区基本形成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生产要素的配置、形成了适合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园区已建立了功能完善、服务配套的孵化器网络体系。
企业、创业者、投资者的权利和利益，在很多方面也得到了维护。
就政府营造环境而言，首先是硬环境，即要标本兼治整治园区的环境，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网络宽带、人居环境的充分到位。创造一个国际标准的、适合科研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
更重要的是软环境，其核心是机制和体制的创新问题。当前，要先在技术层面的人力资源、创业孵化、中介与社会服务、资本市场等四个体系上采取改革措施，突破传统束缚进而在制度层面的政府行为、政策体系及法律体系上实现机制体制创新，有效促进区域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这是从技术层面的四个体系取得的突破进而固化成政策和法律的一个轮次的机制和体制创新。随着时间和事物的发展变化再依次完成下一轮次的具有新内容的机制体制创新。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