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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0日中国核潜艇事件风波稍息，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的一句“对华ＯＤＡ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再次使中日关系问题成为舆论的焦点。
长达25年的日本对华ＯＤＡ，几乎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等长，最近为何频频释放出削减、“毕业”乃至叫停的信号，一再引发“话题效应”呢？在日本政府高官踊跃表态，竞相对国际社会传达一种意思再明确不过的暗示的背后，到底有哪些平衡考量、利益穿梭和难言之隐？就中方而言，在某些具体问题的应对环节上，究竟有没有值得检讨的地方？
对华ＯＤＡ贷款功不可没
日本对华ＯＤＡ肇始于1979年的大平正芳内阁，到今天已走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路程，历经日本20任内阁，全方位地见证了中日关系从一味高唱“友好”的蜜月期到各自进行战略调整的过渡期的整个过程。
一个基本的评价是，以日元贷款为龙头、以无偿资金援助和技术合作为配套手段、总额高达3．3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649亿元）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简称ＯＤＡ），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可谓功莫大焉：
建成了一大批规模大、周期长、技术含量高、施工难度大、占用资金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在能源开发、交通运输、通讯设施、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农业水利和居民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中国的经济腾飞和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尤其是在80年代初期，在以美国和“巴统”（ＣＯＣＯＭ，巴黎统筹委员会）集团为首的西方发达工业国对“共产圈”国家的贸易禁运尚未解冻的情况下，日本ＯＤＡ起到了“强心剂”的作用。对此，我们应当且必须给予足够的评价。
日方目标基本已经达到
回过头来看，对日本而言，当初在决定对华提供ＯＤＡ时所设定的目标也已经基本实现。 首先，中日关系从两国复交之初基于世界冷战格局的权宜考量、战略意图十分露骨的政治“友好”，平稳过渡到双方人员往来频仍、民间交流繁盛、互为重要贸易伙伴、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方位友好合作。
其次，借助政府间长期日元信贷所附加的、向日本厂商倾斜的捆绑或半捆绑性质优惠条件，日本工业产品得以大举进入中国市场，并凭借“日本造”的卓越品质，很快就养成了相当数量中国消费者对日本产品的依赖，从“新时代的东芝”、“有路就有丰田车”，直到现代化的能源、钢铁、化工成套设备，不一而足。
第三，毋庸讳言，日本方面对华ＯＤＡ带有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的酬谢和象征日本主动处理战后问题姿态的“替代补偿”性质。日本外务省官员也承认，对华ＯＤＡ的顺利提供，及其在利率、还贷期上的优惠，均包含有对中国政府放弃战争索赔的宽宏大量给予回报的性质。 援助也是一张外交王牌
众所周知，日本是世界最大的援助国，其ＯＤＡ总额占ＯＥＣＤ（经济合作开发组织）成员国的四分之一以上。近年来，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呈现出“援助疲劳”症状，国际援助大幅锐减的情况下，只有日本ＯＤＡ一枝独秀，仍维持较高水平。然而，任何国家的政府开发援助都不是慈善事业，日本ＯＤＡ遥遥领先于其他富国也并非完全出于乐善好施。正如日裔美国学者、日本问题专家Ｄｅｎｎｉｓ Ｔ． Ｙａｓｕｔｏｍｏ所指出：“日本是惟一一个将援助作为外交手段而加以高度重视的国家。”
由于国情特殊，战后难以像“正常”国家那样在国际上发挥政治、军事作用，ＯＤＡ便成了日本扩大国际影响的有效方式。这令人想到日本在争取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问题上，打出的几乎是惟一的、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张牌——对联合国的财政贡献。
随着国家战略的调整，这个昔日战败国正大步迈向“普通国家”。特别是在“9·11”之后短短3年时间里，日美关系空前强化，日本自卫队军舰驶进印度洋，维和官兵足迹远至伊拉克和戈兰高地的时候，ＯＤＡ早已不再是其平衡国际关系的惟一砝码。 在冷战后的1992年和2003年，日本政府先后通过了两个“ＯＤＡ大纲”。两相比较，颇能看出日本政府从最初的“人道立场”，到提出需考察受援国的军备、武器出口、人权与民主及市场经济状况，强调“重视国家利益”的变化轨迹。至此，ＯＤＡ开始频频与政治挂钩，日益走向意识形态化和国家利益化。
对华ＯＤＡ三年减半
于是，作为对中国核试验的“惩罚”性措施，日本三次以ＯＤＡ为手段实行“制裁”。从2001年开始，对华ＯＤＡ被大幅调整，信贷方式从之前的“多年（5年）一揽子贷与”，改为逐年按贷款项目审批；其额度3年内砍了一半多，从2000年的2144亿日元削减到目前967亿日元。 去年，中国已经从最大的受援国，降为位列印度和印尼之后的第三大受援国。这一方面是中国有经济增长势头强劲，与印度和东盟一些国家相比似乎更接近ＯＤＡ“毕业”水平的骄人成绩，但其背后也多少透露出日本积极向印度洋渗透的战略转移信息，及其誓与中国一争东亚主导权的雄心和韬略。
中国人对ＯＤＡ知之甚少
去年，“对日新思维”论者曾经在文章中论及对日本经援报道不足的问题。有中国学者把1980－94年共14年的《人民日报》对日本对华ＯＤＡ的报道次数作过统计，其中，对ＯＤＡ最重要部分日元贷款的报道只有35次；加上对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的报道才不到90次。这不能不说与当时日元贷款项目在国家建设中所承担的角色有相当的反差。 有日本媒体委托在华日资调查机构作的调查结果表明：六成以上的中国人从未听说过日本对华ＯＤＡ。以笔者所在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为例，不知日本经援为何物的市民确实不少。一些人勉强说得上“中日友好医院”、“中日友好青年交流中心”，但对于首都机场扩建项目、北京地铁、新北图、十三陵抽水发电站、中日环保中心、北京供水设施扩建项目、高碑店污水处理厂等重点建设工程用的是日本经援一事一无所知。 今年9月，因工作关系，笔者参加了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的、日元贷款山西省某水电站抽水蓄能发电机组设备国际招标采购的签约晚宴。来自信贷方日本海外协力银行和日本大使馆的代表不但无缘坐到主桌，甚至没有被安排上台致辞。而作为代表中国政府把日本的资金转贷给用款单位的财政部、国家进出口银行的官员们则被安排在主桌的显眼位置上，与一群地方高官和日本制造商总裁们觥筹交错。据说，这种安排绝非特例而是惯例。 超越援助与受援关系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从中日两国在世界经济格局中角色的变化和两国关系的现状出发，对华ＯＤＡ被打上休止符似乎已不遥远。
按日方的说法，当初日本和韩国也是在举办奥运会之后不久，就从美欧和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中“毕业”的。无论是中国领导人的冷静发言，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似乎也都表明即使日本停止对华经援，也不会对两国经贸和中国经济产生全局性影响。尽管我们的人均ＧＤＰ才只有1100美元，距被认为是日元贷款“适用标准”的人均3000美元还有相当的差距。
去年，为帮助中国抗击ＳＡＲＳ，日本政府紧急援助了一笔赠款，在当时外国捐赠的抗ＳＡＲＳ援助中是最多的；今年10月，日本新发生强烈地震，中国总理第一时间发去慰问电，并通过王毅大使向灾区人民转交了10万美元赈灾救济款。诸如此类的往还，借用日本主流报纸《朝日新闻》社论的话说，是一种“不复援助与被援助的新型关系”。 在中国接近“毕业”、对华ＯＤＡ也许就会成为历史的时候，正适合我们回顾、反思并客观评价这段历史。笔者以为，中日关系能否在21世纪抛开纷争，成为真正成熟的、“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或许可以从超越援助与被援助做起。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