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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强烈而可信的国家救助预期，国有银行的约束软化更甚于其他国有企业
目前，中行、建行均已获得国家225亿美元注资并对不良资产实行了剥离核销，工行、农行同样获得某种方式的救助几乎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助长两种势头，一是搭末班车，二是短期行为取向，因此必须快刀斩乱麻，以免进一步增加未来财政负担
中行、建行各获国家225亿美元注资标志着中国银行业改革业已进入攻坚阶段。目前，两家试点银行的股改、上市工作正在有条不紊进行中，按照业内估计，两行最快可能将于明年上市，这样，中国另两家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工行、农行的股改工作顺理成章成为新的焦点。
日前，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对此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他表示，“中国工商银行作为我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对其改革，财政部也有准备。国务院总的精神是这几家银行都要改革，一行一策，不要一个模式。但总的来说是都要注资，都要剥离一些不良资产，不管以什么形式，都要建立新的公司治理结构框架。”业内认为，楼继伟的讲话宣告工银股改、上市工作即将开始。
众所周知，中国的国有银行，因其规模巨大并处现代经济核心环节，所以他们的改革成功与否，早已超出一般公司层面而与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推进息息相关。笔者以为，如果说国家注资中行、建行拉开了中国银行业彻底变革的大幕，那么，在这场意义深远的大戏中，另两家国有银行的长期缺位是不可想象的。
存量
截至2004年9月末，我国金融机构境内本外币资产总额首次超过30万亿，达30.15万亿元，其中国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16.3万亿元、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额4.41万亿元、城市商业银行资产总额1.57万亿元、其他类金融机构资产总额7.86万亿元。也就是说，四家国有银行的资产总额占到了全部银行业资产总额的54%。
再看工行、农行的情况：据工行年报，截至2003年年底，工行集团总资产52791亿元，占中国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和的19％，不良资产率为21.24％。另据农行年报，截至去年末，该行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9972.88亿元，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22683.93亿元，不良贷款按四级分类标准占比为25.15%，按五级分类标准占比为30.66%。
通过上面的数字不难看出：一、两行目前积累的不良资产数额巨大，如不尽快处理，其对金融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是不言而喻的；二、经验表明，原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运作是不成功的，其所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无须讳言，因此，即使仅从国资增值保值角度来说，我们亦没有理由对两行如此巨大的存量资产视而不见。
效率
长期以来，金融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来说较为滞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最为滞后。早期决策者试图新设一些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增量的改革来触动国有银行的改革、对其施加“外部压力”，现在看来，这种改革思路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事实证明并不能真正有力地推动国有银行转向商业银行。而国有银行的效率低下，通过一系列传导机制，又直接或间接地阻滞了诸多领域经济、金融改革的步伐。
目前，经过大力度的资本注入、不良资产剥离与核销，以及次级债发行，作为国有银行改革试点的中行和建行现已完成财务重组，成立了新的股份公司。两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都达到了8%以上，不良贷款率则都降到了4%左右，并且余下的不良贷款的拨备率也提高到了80%以上的国际水平。加上这几年（包括今年）我国银行的盈利状况非常好，因此从财务上讲，这两家银行已经达到了上市的基本要求。尽管说，国有银行要改造成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商业银行确非易事，但现在至少已经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
但这里会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即如果不能尽快对工行、农行实行类似的改造，试点银行的改革成效亦有可能被逐步弱化。关于这一点，从目前中外资银行间的竞争格局中亦可窥见端倪。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的范建军指出，“中资银行的内部治理机制和激励机制存在重大缺陷。这就造成中资银行在开展业务时会采取许多不理性的做法。对于这些不考虑风险和成本的经营行为，竞争力再强的外资银行也难以招架。”
“中国银行业存在着这样一种反常现象：在效率较低的中资银行取得贷款的成本反而低于效率更高的外资银行。在这种情况下，外资银行的效率优势反而成为了竞争劣势……据统计，入世以来，外资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市场份额已减少了一半。面对中资银行在贷款市场的非理性竞争，外资银行在外汇贷款市场的份额从2001年的15％跌至2002年的7.4％，外资银行的总资产在中国银行业总资产中的比重也从2001年的2％跌至2002年的1.1％。”
更有甚者，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大规模的低效率机构存在，金融系统的改革亦会受阻，如利率市场化、金融工具创新、金融管制放松等等，而这些条件的不具备，又会近一步强化“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预期
再次，由于国情特殊，加之工行、农行两行规模过于巨大，国家不可能对其实施破产，恰恰相反，由于存在强烈而可信的国家救助预期，国有银行的约束软化更甚于其他国有企业，关于这一点，从以往两次救助（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用于补充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及1999年四大行向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的不甚成功就能看出。目前，中行、建行均已获得国家225亿美元注资并对不良资产实行了剥离核销，工行、农行同样获得某种方式的救助几乎是肯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助长两种势头，一是搭末班车，二是短期行为取向，因此必须快刀斩乱麻，以免进一步增加未来财政负担。
安全
由于资产质量低下，因此国有银行（包括注资前的试点银行）最大的潜在风险即在于挤提或存款大搬家，而在这两者中，因为国家信用的垫付，因此前者发生的概率基本为零，而后者的情况则需进一步分析。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谈到外资银行对中资银行的威胁，最容易引起共鸣的一点即在于外资银行凭借价格、服务上的优势致使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存款大量流失，而现在看起来，至少在可预期的时段内，这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低。外资银行限于自身的条件有限以及策略上的考虑，加上中国严格的金融管制，要从中资银行一方直接夺取过大的市场份额不太可能。
但是中行和建行的情况则大不相同了。事实上，注资的先后在一定时段中表现出的是注资的与否，也就是说，如果试点银行的股改能够取得圆满成功（这当然是试点的目的），而工行、农行两行效率低下的问题又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在其他情况都近似的条件下，后两者的存款比较多地流向中行、建行，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极容易发生。因此说，即使仅从这一点出发，工行、农行的股改工作亦必须尽快着手进行。应该看到，眼下的时机对于这项工作的开展也是有利的：一是经济形势仍然向好；二是外汇储备较为充盈；三是银行业竞争格局的调整仍在进行中。而至于最后采取的具体方案，则可以、也应该根据各行的特点，分别采取不同的改革策略。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