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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这个问题，余世行有一段难忘的经历。
余世行在某中央政策制定部门工作。一次到东南亚某国参加有关WTO的培训，在课堂上，一位WTO专家当着他的面告诉在座来自各国的学员，中国是一个发达国家，余世行马上举手说：“我为我的国家在我离开不到一周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巨变感到惊喜！”在场所有人顿时哄堂大笑。
紧接着，余世行问：“您说中国已经是一个发达国家，有什么证据？” WTO专家回答，他刚去过北京和上海等地，那里的发展水平丝毫不亚于西方发达国家，余世行再次回应说：“如果您这次去的是中国一些偏远地区，哪中国岂不是要算最不发达国家了。”全班再次哄堂大笑。
过度评价冲击对华援助
“一个人一夜暴富的机会不多，一个国家似乎很容易做到”，有人评价说，用这个来形容海外对中国的过度评价再合适不过了。
在专家看来，过度评价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对华援助问题。
12月7日，在商务部召开的第五届捐助国协调会上，商务部部长助理易小准说：“中国作为中低收入的一个发展中国家，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他进而说：“中国是不是应该毕业了呢？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政府的官员，我其实很高兴看到这种讨论的出现，因为它表明我们在发展，也表明国际社会过去25年给予我国的发展援助产生了实质性的效果。不过，如果全面冷静地观察一下中国今天的实际情况，我们相信，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仍将需要国际多双边发展援助机构的帮助……”
尽管如此，中国接受援助已到毕业之年的言论在海外仍很“流行”。
除了被媒体热抄的日本对华援助问题之外，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最近也发表文章认为，如果说开发援助的目的是帮助受援国自助、促成受援国自己做出努力的话，那么中国已经达到了这个级别的目标。不多的资金可以用来帮助那些还需要进一步学习的国家。
而据法新社报道，芬兰贸易和开发事务部长保拉·莱赫托迈基12月10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不符合继续接受优惠贷款的条件，芬兰政府可能减少向其提供贴息贷款。据法新社报道，芬兰议会的一些审计人员早些时候发表年度报告，批评政府在中国经济过去10年年均增长7％的情况下仍向其提供开发合作援助。他们还指出，向中国提供的援助未必用在了该国最贫穷的地区。
“高估中国”的负面影响
除了受援问题，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认为，对中国发展水平的过高估计还会带来很多方面的负面影响。比如在国际经济领域，可能会直接增加中国获得WTO中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的难度；在国际政治中，尤其是在联合国，可能会疏远中国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而且会导致中国在国际组织中被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要求承担更多的义务，这对于实际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笔过重的负担。
精明的日本人其实早给中国算了一笔帐，一家日本媒体称发现中国去年曾报道说：“我国即将摆脱发展中国家身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末端。”不过，他们称发现在这次公布数字后，中国几乎没有什么报道称自己已经度过了发展中国家阶段，该媒体认为这里面有很多理由：
比如担心国内反对。该报称，中国国内经济差距非常巨大。虽然富人会说：“刚1000美元吗？”但是穷人却会认为，虽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了1000美元，但是自己的生活依旧贫困。
又比如，对于中国如雪崩一样的出口攻势，欧美认为人民币币值过低是一个原因，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非常大。中国认为如果过分强调自己的发展，将会带来负面影响。
不过国内也有声音认为，中国成为发达国家，能够在全球经济决策中更有发言权。但王勇认为未必如此。他说，中国的经济规模很大，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已经存在，这也是中国受到国际广泛关注的原因。目前的全球经济机制还只是一个协调性而非集中决策的机制，是按照实力大小来决定在世界经济中的发言权。所以并不是说身份变化了，就一定能在全球经济决策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中国的实力已经决定了中国发言权的大小，跟身份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