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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一个4年，到下一个4年，《21世纪经济报道》的成长历史正是中国商业报纸发展的历史，而中国商业报纸的成长则记录并推动了这个伟大时代的发展。2004年12月21日，《21世纪经济报道》2004年会，“中国最优秀人群”一年一度风云际会的日子。搜狐财经对盛会进行现场直播。以下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魏加宁发表主题演讲:《反思宏观调控 展望下一步改革》。
魏加宁：
大家下午好，感谢会议的组织者给予我这么一个机会，与大家进行交流。我今天在这里发言的只代表个人内容，与我所在单位无关，媒体如果发表一定要经本人审阅，否则本人概不负责。我今天讲的题目叫反思宏观调控，展望下步改革。加速推进改革是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重要保障。众所周知今年4月份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做出了“统一认识、加强宏观调控”的重大决策。这个决策对及时抑制经济过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平息了此前一段时间围绕着经济是否过热的争论。对这个重大的决策，学术界、广大投资者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在落实中央决策的过程中，一些行政部门竞相出手，把加强宏观调控某种意义上变成了加强行政干预的倾向。甚至在一些部门，一些政府官员一度形成行政干预的共识。幸亏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发现了这种倾向，并采取了有力的措施予以扭转，目前正在以市场化的调控手段逐步替代过度的行政干预。
我认为有这么几个信号，第一国务院及时召开了非公有制经济座谈会，打消了民营企业对宏观调控的顾虑。第二国家发改委推出了酝酿已久的投资体制改革。虽然有些学者认为做得还不够彻底，但我认为能在这时推出这项改革已属不易，据说阻力不小。所以我认为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第三人民银行终于克服重重阻力，时隔多年以后开始根据市场变化调整利率，并且推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应该说用利率调控市场过热的手段，利率最重要的不是在于其调几个点而是首先给市场一个信号，表明央行对未来物价走势的判断和经济走势的看法，虽然步伐似乎不大，但我觉得也应该给予高度评价。最后一个信号是中央经济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在讲话中一再强调要加快改革，大力推进改革，可以看出，中央在这点上决心是非常大的，我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它对于判断我们未来一个时期经济走势可以说是关键所在。甚至有领导同志还讲明年是改革年，我觉得这些信号对投资者和社会各界包括学者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个人认为判断经济走势首先把大势把握住。我们回顾一下上两次的宏观调控也许可以得出一些端倪，89年的时候国家针对当时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宏观调控，结果改革的步伐全面停止，我们的经济出现了大规模的滑坡，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把经济重新推起来，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上次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调控是在92、93年，93年下半年中央面对经济过热采取了宏观调控措施，我记得当时是采用了16项措施抑制经济过热，但这次宏观调控与上次宏观调控最大的区别虽然经济上采取了紧的政策，但我们的改革步伐没有停下来，而且全面推进了重大改革措施。大家知道当时中央领导集体果断地推出了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并由当时的总理朱溶基同志负责事实。我们在财税改革克服重重阻力，艰难推出了分税制改革，成立了政策性银行，形成了政策性银行业务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在中央银行设立大区分行，排除地方政府对货币政策的干扰。在外汇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实施了汇率并轨，确立了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此外还有外贸体制改革，一系列改革措施。结果大家知道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出现大的滑坡，而且实现了软着陆，并为之后中国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一个体制基础。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一些官员跟我讲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他说如果不是中国极早采取宏观调控措施，果断推出改革措施的话，发生金融危机首先不是在我们东南亚，不是在泰国，恐怕首先是你们中国。我当时听了这段话非常感慨。这是宏观调控之后改革进一步推进取得的重要成就。所以改革可能是我们看待今后一段时间经济走势的关键。
第二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恐怕应更多地学习西方的经济学。稍微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每次加强宏观调控社会上都会出现一种思潮来批判西方经济学。九十年代宏观调控以后，社会又出现了一个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思潮，是当时北大的陈老先生对一个序言里的一句话抓出来大做文章，掀起了一番批判西方经济学的思潮。96年夏天以欧美同学会的名义举办了一场二十一世纪中国与新一代留学生的研讨会，我是会议的组织者之一，很有幸请到了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到会给留学生讲话，讲到了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他说马克思主义这些年我们接触比较多，但我们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很注意学习西方的经济学。江泽民同志还谈到他自己对西方经济学认识的过程，他说自己过去是学电机工程的，不太看得起经济学。最近发现经济学已是很不简单的事，变数太多。江泽民同志的讲话还把经济学的各个代表人物列出来，他还提出他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很感兴趣，他说卢卡斯的理性预期学说早把菲利普斯曲线推翻，把经济增长和突破的经济关系给推翻了。我觉得江泽民这段讲话非常重要，这表明他不仅对西方经济学历史非常熟悉，而且对西方经济学研究最新的动态也有掌握，当时参会留学生非常感动，一些学经济学的有名学者。对这个演讲当时国内外有很多报道，当时组委会将整理讲话的重任交给我。我当时反复听录音，并请教了北大著名经济学家帮我把关，将整理后的稿子送上去。当时很多媒体也找我要稿，但我认为当时的情况下，我理解当时领导同志希望用这样一种形式把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风波平息下来。因为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同志都在学西方经济学，我们是否也应该认真思考一些问题？
我个人认为与我们所熟悉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相比，西方经济学可能对市场经济的一些规律更加熟悉，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市场包括宏观调控可能会有更大的帮助。我想建国初期我们搞计划经济，党中央还号召全党要学习政治经济学，今天我们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想为什么不能够先学一点产生于市场经济、发展于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理论？我想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应该首先是学习，而非全面的批判。当然也不应该是全面的接受，应该是带着审视、批判的思维去学习，然后为我所用。当然我个人并不否认批判西方经济学某一个学派，某一种理论，西方经济学之所以发展如此之快就是在不断的批判中发展起来的。很遗憾的是我个人认为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过于僵化，使得马克思主义无法结合时代发展更好地发展。其实在国外现在也有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我认为在批判过程中要注意不要泛化，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不全盘接受、要不全盘批判恐怕不是马克思主义态度。
我以上讲的这番话是想说，我们并非永远是这样的态度，因为我们刚刚接触市场经济所以可能是这样的态度，随着我们搞社会主义经验越来越丰富，再过二十几年，我们的经济达到全面小康水平，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再来挑战西方经济学也为时不晚。这几年作为学者我们私下也在探讨，我们并不排除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现在就进行一些探讨，因为有过去二十五年的发展经验，我们确实有很多实证的东西可以进行反思。总之我有这样的观点，学术的讨论应当尽量在学术的范围内。
第三个观点，从这次的宏观调控反思来看今后的改革，这一轮的经济过热以及加强宏观调控的过程中，体制上的原因、机制上的矛盾统统暴露出来。这点只能说明我们不继续推进改革不行，不改革广大群众就会觉得没有希望，不改革广大的投资者就会失去信心，甚至撤资。经济就有可能出现大的滑坡，如果真是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已经暴露出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矛盾，个人认为非但不能得到解决，反而会更加突出，更加激化，包括就业和其他一些社会问题。这些问题都只能通过进一步的深化改革来进行。
改革的方向
从宏观调控的反思来看，今后一个时期改革方向恐怕有三个大方面。一是通过改革进一步强化投资主体的自我约束机制，主要是进一步落实投资改革的各项措施，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基本的方向是强化国有企业、商业银行以及地方政府风险自担意识和投资约束意识。今年之所以有行政干预是因为这些投资自己没有风险意识。我想如果总是靠中央政府的行政干预以投资者的决策，可以说永远解决不了风险自担和投资自我约束，甚至还可能把所有的风险统统集中到中央政府和银行。我想谈一点个人看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应该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我们现在也一个误区，一说资本市场发展就关注股票市场，我认为其实债务市场更应当给予重视。另外国内的债券市场又以国债为主，企业债寥寥无几，由于体制等各方面的原因企业债在我国发展很不充分。我想今后能否大力发展债券市场，包括股份债，这样即使银行资金不够充分，也可以通过社会资金来解决。通过发债，一方面对企业约束力更强，一方面可以适当减轻商业银行的风险。另外发债的自主权更多地掌握在企业家自己手里。另外现在我们债券市场缺了一大块，就是地方债，我们去年到国外进行考察，也在国内做了一些调研，迫切地感觉到中国现在需要发展地方债。现在地方政府面临的是三重任务，经济发展任务没有摆脱又要搞社会稳定。去年SARS之后又提出要提供公共服务，而且地方政府面临三大压力，一是上级政府的考核、二是下面的投票，三是地方间的形象比较。另外财源改革后，由于转移支付没有跟上，还有其他的一些原因，使得一些地方财政比较困难，而且又没有正规的融资渠道。这样地方政府发现土地是一块宝库，因为现在的土地谁有控制权谁就可以从中获得资金，所以以此作为融资渠道，而且通过各种变相形式来寻求资金，这种不规范的借债形式给市场造成了很大的隐性风险，所以在适当的时候应该给地方政府开辟正规的渠道。现在地方银行也有很大的苦恼，很多高风险的贷款因为地方政府的压力也必须贷出去。如果有了正规的地方债，银行就有了回旋的余地，而且可以基于此建立起一套监控体制，而且投资者在是否购买债券的同时有一个选择，这样可以促使地方政府筛选好项目。而且地方政府为了发新的债就不得不先把过去的债还了。总之我们这些改革都是想约束市场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在市场上也是一个投融资的主体。
第二我想谈一点个人对发展战略的反思，这个反思比较重要，近年来我们重化工谈得比较多，最近我们跑了十几个省，很多地方都在说搞重化工，甚至浙江、沿海、海南、深圳也都在上重化工项目，我们对此比较担心。重化工战略有其合理的一面，比如城市化步伐加快、消费结构升级，但也要注意一些虚假的需求，比如前些年城市化战略，现在一些城市化战略有些过度。日本这些国家是搞过重化工，但他们提倡了一种“一村一企”，每个村有自己独特的产品。另外会头看看，每次经济过热都有重工业比重升高的情况，有投机因素、投资因素，还有地方政府的因素。地方政府一个重要的因素大家没有注意到的是和税制有关，现在地方政府着重培养与地方有关的税资。
第三我们要改善宏观调控体系，我们刚刚讲了对投资者的约束，翻过来再看看我们的宏观调控体制是否出现问题。在入世之前大家更多的是讨论对哪个行业对哪个领域有最大的影响，我们当时提出最大的挑战是对政府，首先是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这轮调控中已暴露出了一些矛盾，以前我们总是采取问责制，问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导的责任，我觉得首先应该是从制度安排上看我们制度上存在哪些缺陷，否则谁上台都会走老路，就像有的专家所讲，我们总是被一块石头绊倒。关于宏观调控体系，应该分为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事前我想谈统计之路，统计数字如果不准确的话会把我们的领导不知不觉地带到沟里。搞党务的同志下去更多的是听到政绩，因为没有政绩不能提官，搞行政的同志下去听的都是问题，因为没有问题要不来钱。所以要在体制上保障统计的准确。市场经济下应该是中央银行唱主角，要维护中央银行的权威和货币政策的权威。第三我们的审计制度是否要适度？要通过审计防止一些部门借宏观调控为名追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这是我个人对宏观调控的反思，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