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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富永
2004年，全国拉闸限电范围进一步扩大。据国家电网公司负责人介绍，截至7月份，共有27个省级电网拉闸限电，仅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就拉闸限电80多万次，电力供应紧张局面进一步加剧，高峰时段电力供需缺口达2000万-3000万千瓦。
在全国性缺电中，其中浙江、江苏、山西和内蒙古西部四个电网最为严重，处于持续拉闸限电状态。
而其中，尤以浙江省最为严峻。据专家判断，如果上海属于“一般短缺”、江苏属于“严重短缺”的话，而浙江省则进入“电力危机”的程度。据测算，浙江省电网供电能力在1200万千瓦左右，而今夏全省最高用电需求接近1900万千瓦，高峰最大电力缺口为630万千瓦。当时浙江的用电负荷率已达97.4%，白天晚上基本持平，已无峰值和谷值。
据杭州统计，平均每度电可以创造产值22.44元人民币，创造利润1.36亿元，因为缺电，占全市GDP总值45%的工业，目前要么“开三停四”，要么嗷嗷待哺。缺电，还使一度流光异彩的西湖黯然失色，一到夜晚漆黑一片，夜游生意跌入低谷。
更为严重的是，一向被列为重点企业的外商，用电需求也难以保证。诺基亚公司致函市长威胁要撤资。
今年上半年，浙江民营企业超过一半的企业存在非正常停电情况，平均每月停电11.32天。大型低压电器生产企业温州正泰集团仅一季度因缺电未能如期交货的合同值就达1.6亿元。
著名的义乌小商品城。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贸易额已经达到400多亿元。但由于缺电，大部分企业都购买了小型柴油发电机维持生产，全城一共8000多台。这样一来，用电成本由原来的五角钱一度，猛增到1.2元左右，这还不算上购买柴油机的成本。
此外，由于小型柴油发电机电压不稳，经常造成短时间的断电，影响产品质量，次品率增加，一停两秒钟，电脑织机，3000台袜机停下来，一停之后3000双袜子就作废了，直接成本就报废掉了。
经测算，浙江一省缺电750亿千瓦以上，直接损失GDP1000亿人民币！据专家预算，如果从2000年开始计算，5年来“电荒”给国民经济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
据山西省电力公司预测，山西今冬电力缺口将达190万千瓦。按照“先生活、后生产”的原则，只能重点确保居民用电，而生产用电则难以保证。据称，去年因缺电给山西带来的经济损失，至少达到180亿元人民币以上。
最近有消息称，山西正在建设的电站规模也已达到700万千瓦。但是，这些项目按工程进度要到2006年才能部分运营。如此这般，最近两年内，山西“电荒”局面难以改变。
在广东，由于缺电，大量进口小型发电机及机组，大都是输出功率小于375千伏安。
专家指出，中小型发电机和柴油发电机，特点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大量的小型发电机组上马使用，则会使能源紧张的状况更为加剧，导致空气质量下降和酸雨增多等现象。
电力建设人为放缓
对于今年能源再度紧张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史丹认为，这首先源于前几年电力建设的人为放缓。
所谓电力建设的人为放缓，最典型的就是“三年不上火电”政策。据了解，在1997年以前，国内电力投资建设的规模，平均每年都在2000万千瓦以上，然而，到了1998年，由于判断错误，认为电力需求不再增长，当年开工规模陡然下降为1021万千瓦，1999年和2000年，更是进一步下跌，连续两年只有600万千瓦。直到2001年，这个下跌势头才得以恢复。
然而，此时的用电需求，已经不是1997年以前的水平。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的完成，新一轮经济增长开始，带动用电需求加速增长，2000年到2003年间，全社会用电量分别增长11.36%、9.03%、11.6%和15.4%，但是，此时发电装机增长量分别是6.88%、6%、8.39%，不仅发电装机增长远远落后于用电量增长，新开工规模也没有及时调整。缺电形势进一步加剧，导致2002年出现了电力缺口2035万千瓦，2003年甚至高达4485万千瓦。
据专家预计，2004年电力缺口大约3000万千瓦，2005年电力供需矛盾有所缓解，电力缺口大约1500万～2000万千瓦，直到2006年基本达到平衡。
缺电造出的损失这样大，那么它是怎样形成的？对于这个问题，今年3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张国宝的解释是：“经济过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经济过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持续干旱、水电机组出力不足”这一现实似乎成了考验电力发展的一场“天灾”，但问题是：经济过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必然要求加大电力建设力度，在“经济过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是否及时加快了电力建设步伐？随着“经济过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而来的用电需求增长，是否没有任何征兆？是否是不可预见？是否一夜之间形成，以致来不及跟进？
事实的回答是：“不！”
漠视事实一意孤行
据资深电力规划专家、国家开发银行顾问吴敬儒介绍，从1969年开始，国内就开始缺电，经过近20年的建设，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的大力度建设，1998年电力供需才首次出现平衡。“三年不上火电”的错误决策，就是从这时开始。
但应该指出的是，1998年的平衡，是在当年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电力需求增长放缓(只有2.7%)的前提下实现的，而在1998年以前，平均每年的增速都在8%-10%。所以，1998年的低增长是极其短暂的：到了1999年，电力需求马上就恢复了；到了2000年，更是达到10.5%的最高水平。但遗憾的是，有关决策者仍然保持1998年时的看法，竟然认为2000年的增长是暂时的。根据这个前提制定的开工规模，再次远远低于实际需求。
人非圣贤，孰能无错？放松建设力度，虽说源于决策人判断失误，但这本身还不至于一定造成错误：但毕竟不是所有人都判断失误，尤其是，当时的电力工业部部长史大桢等人，反复强调“当前的电力供需平衡是脆弱的，随时都会被打破，因此建设力度不能放松”；1998年秋天召开的全国电力工作会议，仍明确坚持这一判断。资深电力规划专家吴敬儒也上书有关领导，阐述同样的认识。但是，电力部上面的决策力量，无视这一警告，随之而来的是史大桢卸任，以及电力工业部撤消，取而代之的是“三年不上火力电厂”的规定。
搞电力的人都知道，电力增长必须大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我国历年来的情况都是这样。把缺电原因归结为“经济过快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颠倒了因果关系，回避了人为的失误。
舍本逐末一错再错
经过“三年不上火电”之后，虽然电力投资建设开始恢复，但遗憾的是，其力度始终跟不上形势的要求。对于已经发芽和逐步扩大的电荒，决策人丝毫没有警惕。那么，在他们眼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回答是拆分国家电力公司系统。从1998年到2002年底，在将近5年的时间里，主要忙的就是这件事情。
拆分国家电力公司，打破垄断，实行厂网分开，电厂竞价上网，这是个美好的理想，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但问题是，竞价上网，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电力供应充裕，如果供不应求，竞价上网只会造成竞相抬价。中国的厂网分开，恰恰就是在电力已经出现供不应求并且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强制催生的。其代价是放松了电力发展的建设，尤其是依然实行电力建设的行政垄断，限制投资商加入，其结果是本末倒置，加剧了电荒。
1999年前后，美国加州发生电力危机，著名经济学家刘纪鹏等人赴美考察。回国后，多次撰写文章或发表公开谈话，就美国加州电力危机，向国家有关决策部门发出警告，要求从美国加州电力危机中吸取教训，指出中国眼前的电力过剩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因此不能简单的热衷于拆分，而是要优先考虑加快电力建设，避免重蹈美国覆辙，酿成中国电力危机。
然而，当时的主要决策官员，错误地认为电力供应已经供大于求、各地区可以实现就地平衡，坚持推进所谓的电力改革，对坚持优先发展电力的观点视作保守、反对改革，由此连续犯了三项错误：
一是热衷于电力体制的组织拆分，忽视了电力这个国民经济第一基础产业的特点，放松了电力发展的建设、规划，以及对未来需求的预测。从1998年到1992年，近5年的时间，都在进行一件事：怎样拆分。从“0＋4”模式(取消国电公司，组建四大电网公司，实行厂网分开)，到“2＋5＋4”(两家电网公司、五家发电公司和四家辅业公司)模式，拆来拆去，只是变了形式，事实上，拆掉的只是表象。由于中国电力垄断的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尤其上电源项目和电价的审批权，仍然攥在政府有关部门。恰恰这两项关键因素没有改变。因此，尽管拆分了国家电力公司，但却仅是“改体不改制”。
二是没有抓住当时的有利时机推进全国联网。认为各地区均实现了就地平衡，搞全国联网也不会有交换电量。更重要的是，错误认为搞跨区联网会进一步巩固国家电力公司的垄断体制，不利于拆分国家电力公司，导致直至今天中国电力跨区联网无法实现，像华北、东北这样的局部连接也仅是弱连接，当发生电力危机时，无法在缺电省和富电省之间进行电量的有效规模性调度。
三是冻结国家电力公司资产，从资金流动上影响电源投资建设，进一步加剧“电荒”的基础。2000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由国家计划发展委员会起草的69号文件，以行政性的命令冻结了电力系统对外投融资和资产重组的全部项目，所有电力行业的流动也就被停止。这一禁令直到2002年底国家电力公司被解体都没有解冻。
眼看着中国电力改革一步步走入误区，最终酿出眼前挥之不去的电荒，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刘纪鹏痛心疾首，他愤懑地说：“这么大的损失，却没有一个人承担责任！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
规划缺位局势失控
全国性的电荒，再次促使国人觉醒，认识到保持正常的电力供应的重要性，于是纷纷加大投资建设电力的力度。然而，目前的电力建设热潮，很快又出现另一个相反的苗头：投资过热、重复建设和无序建设。除国家批准建设的电源项目外，还有大量未经审批的项目擅自开工。不少地方领导与投资者对此怀着一种侥幸心理：有道是“孩子生下了就不能掐死”，所以不管批不批、准不准，先建成发电再说！
由于争先恐后建设电厂，许多项目建成以后，环保、水源、燃料供应、电力外送等等，都很成问题，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集中电厂最多，但水源远远不够，只好占用黄河沿岸农业灌溉用水。
有专家预计，2004年全年电力投资增长将达到35%。这种势头可能持续到2008年，并大约维持在25%的投资增长率。这位专家甚至预计，按照目前部分地方电力投资爆发式的高增速，到2007年、2008年，我国电力供应量又将会出现大量富余。
据说，国家对电力建设，仍然实行规模控制，但现在的问题是根本控制不住。当前电力投资过热，直接源于电荒，同时也与“三年不上火力电厂”有关：当初凡是老老实实听国家计委的；最后都缺电，浙江执行最坚决，于是现在电荒最烈；相反，那些当初“阳奉阴违”的，现在日子都还好过。据吴敬儒反映，现在许多地方都有自己的打算，都在按自己的需要上项目，但都对外保密，以致邻里之间，谁也不知道谁的底。各搞一套，局面非常乱。
国家电网公司战略规划部副主任欧阳昌裕说，国家的电力规划很不明确，规划对市场的反应也很迟钝，规划一次跨越5年。尤其是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规划，原来由国家电力部制定，国家计委审查，但电力改革以后，关系没有理顺。
12月初，针对可能出现的电力过剩局面，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坚决制止电站项目无序建设的意见》。
据记者了解，在今年的发展和改革工作会议上，各省一二把手无一参会，清一色的地方发改委主任。“对电力项目要进行清理的问题，在会上都吵疯了。”各地方发改委不满的根源无疑指向了国家发改委在出台电力政策时缺乏科学性、严肃性、长期性和稳定性，令地方执行部门无所适从，颇为被动。
学者袁钢明分析说：宏观调控没有错，因为要调整整个布局；地方上项目也没错，因为要用电。导致这对矛盾的最大原因是：发改委是按调整个量的办法来调整总量，什么短缺就控制什么。我国的电力产业近两三年总的缺口在3000多万千瓦，按照市场供需关系，应该放开电力市场，让大家都去投资消除这个短缺才对。但去年发改委没有采取积极措施，造成今年电力的更加短缺。他们的意图是，决不能用加快电力生产的办法来缓解电力短缺的矛盾，支持投资的快速增长。
抱残守缺不放权力
正如刘纪鹏所言：中国电力垄断的根源在于行政性垄断，尤其上电源项目和电价的审批权，仍然攥在政府有关部门手中。正是审批权，得以使国有投资主体“三年不上火电”；而与此同时，投资审批部门也最大限度地限制了其他经济主体投入发电市场。
那么，与市场经济原则背道而驰的审批制，为什么得以延续到今天？2000年，国家发改委成立时，舆论普遍呼吁其角色转变，但直到目前，由其主持的投资体制依然是计划控制，行政审批。
由于电力投资周期很长，往往一个项目等到审批制下来时，市场情况早已发生变化，再采取措施往往为时已晚。需要的时候批不下来，批下来以后，市场环境早已经变化。
行政审批制度，使本应该有众多的投资人分别考虑的问题，集中在个别领导人一人之手，由于其的知识、信息、眼光等因素的局限，很难避免出现认识错误，如果再不听劝谏，错误更是难免。
遗憾的是：即使是今年7月国家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改革投资体制的决定》，其中关于电力的部分，虽然名义上停止审批制度，改为实行核准制。但事实上，核准什么，不核准什么，对外并没有公布明确的标准，核准不核准仍由发改委掌握。因此核准与审批并无区别。
刘纪鹏说，国家发改委如果真正改革到位，就要彻底抛弃审批权力，专心致志搞好规划和预测，为投资者提供决策信息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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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谢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