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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均GDP登上1000美元的台阶之后，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可能是一个矛盾突显的时期，中国要避免因社会矛盾浮现而开始停滞不前，防止“拉美化”
■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保障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防止拉美化的一个屏障
■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获得的只是中产阶层的支持，失去的却是广大社会底层的信任。这是拉美国家给我国福利制度改革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
今年初以来，国内学界和企业界部分人士就中国是否存在“拉美化”问题进行过激烈讨论，这引起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拉美化”这个概念，一般用来描述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经济、社会问题，或指经济发展模式及某一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偏差。“拉美化”、“拉美陷阱”、“拉美病”等概念之间的含义没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在西语语境中，“拉美化”这个词是个贬义词，其含义主要是指拉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
如何理解中国的“拉美化”
拉美化的提法多与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等经济发展过程相伴，并往往与这些概念连在一起。
作为转型国家，我国在改革的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会出现某些拉美化问题。近几个月来，一些西方学者相继就此发表文章。例如《中国是下一个拉美吗?》就认为，“分配不公的中国”有可能“使这个国家成为下一个巴西”；认为中国与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不一样，后者的版图较小，人口基数不大，几乎可以在一代人之内将农村人口移至工厂，使之成为小康阶层；文章认为，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了这些问题，只要现在采取措施，就有理由认为中国可以避免陷入拉美陷阱。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网站上最近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正在拉美化吗？》的长文认为，当今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城市的法制化建设和社会政策改革步伐跟不上，在城市化进程中必然出现土地、失地农民、农民工、贫富差距等问题，如果丧失治理的机会，就有可能使日益庞大的穷人阶层与其它社会阶层之间的冲突不断激化，甚至有可能产生某些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最终导致类似拉美国家的社会危机和政治灾难。
在我看来，对于“中国拉美化”的命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待。首先，我国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社会分配不公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将所有这些问题都说成是“拉美化”，不仅不符合拉美国家的实际，而且对我国政策制订者具有一定误导作用，对20多年来改革开放政策和大方向会产生误解。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忽视拉美化的讨论对政策制订者所具有的警示作用。人均GDP登上1000美元的台阶之后，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黄金时期，但也同样可能是一个矛盾突显的时期，各种矛盾及摩擦加剧。中国要避免经济发展上了一个台阶后，因社会矛盾浮现而开始停滞不前，中国必须防止出现“拉美化”。
为什么欧洲没有拉美化
显然，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相比，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相当成功。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在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贫富悬殊、城乡差距、社会不公、两极分化、阶层对立、利益冲突等。这是摆在我们面前最急迫和最突出的挑战。例如，我国最低与最高收入的差距超过了俄罗斯。早在10年前的1994年，我国基尼系数（一种判断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就超过了国际公认的0.4的警戒线，达到了0.434，2003年达到了0.461，已经十分逼近拉美0.522的平均基尼系数。而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在不到20多年时间里，贫富差距发展之快，世所罕见。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很少有人用拉美化这个词来形容欧洲任何一个国家。即使在美国，拉美化概念的使用也仅限于文化和就业分层化等非常有限的几个小领域。这是为什么？
除了成熟的市场制度和稳定的政治结构等许多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们都有一个比较完备的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制度。
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否认，城乡、地区、行业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是不协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长期积累下来的深层次矛盾。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会出现不和谐、不稳定。中央明确提出要整顿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从而指出了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关键是选择合适的社会保障模式
建立一个正确的社会保障模式和社会福利模式，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基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是防止拉美化的一个屏障。尤其对我国来说，完善社保制度和福利制度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第一，要选择一个“适当”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拉美主要国家实行的是完全积累制，在这个制度下，如果政府的财政负担转移到市场和个人之后，其它方面的福利制度没有及时递补上去，就会产生社会分化；而欧美大多数国家是现收现付制，具有很强的再分配功能，其缺点是国家的财政负担较大。我国目前采取的是统账结合的混合模式，即部分积累制，在理论上讲，其优点是兼顾到了财政可持续性和社会公正。尽管这个混合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一些困难，但这个模式是正确的，应该坚持下去。
第二，要确定一个“正确”的社会福利模式。如果将社会福利模式大而划之，分为“普救式”（主要是北欧和西欧）和“补救式”（主要是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两大类的话，那么，它们各有千秋。但是，在版图辽阔、发展水平参差不齐的客观条件下，我国是不可能采取“普救式”福利模式的，因为其福利标准是以中产阶层为基准设定的。英语国家的“补救式”总体来看适合于我国：国家和政府的主要责任放在社会底层上，有限的福利资源也集中在社会底层上，加大社会救助的力度，这就是“补救式”的本质所在；而对于中产阶层，国家给予的只是一个市场经济制度的法律保证而已。所以，选择一个“正确”的社会福利制度是防止拉美化利益冲突和社会动荡的第一道屏障，是保障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制度安排，是维护政治稳定和提高执政能力的一个制度体现。
第三，补救型福利模式有利于扩大就业。导致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失业率居高不下。不同的福利模式对创造就业能力具有很大的反作用。“普救式”福利制度下，社会服务业和休闲服务业就业增长缓慢，相对的“过剩人口”比例较高，整体就业水平一直徘徊不前。而补救式福利制度下，劳动市场弹性较大，对“好职业”和“坏职业”都具有刺激作用，他们得以同步发展；其中，“坏职业”成为吸纳社会底层劳动力的一个主要“市场”，例如，美国失业率之所以始终低于欧洲国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总就业人口中，“垃圾职业”的比例高达8%，而欧洲只有4%到5%，从而使美国几乎成为一个效率很高、运转速度很快的“就业机器”。
第四，应吸取拉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经验与教训。总的来说，除了社会保障的改革比较成功以外，拉美主要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既不完善，又支离破碎；既没有明确的制度理念，又没有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度模式。因此，它们获得的只是中产阶层的支持，失去的却是广大社会底层的信任；中产阶级只是对国家的经济制度给予认同，而社会底层则直接对国家的政治制度表示不满。这必将加剧社会分化，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政治危机、政府更迭。这是拉美国家给我国福利制度改革提供的一个重要教训。
在跨入人均GDP1000美元门槛这个关键期，能否选择一个正确的福利与社保制度，是我国能否防止拉美化危机的一个重要挑战，也是对执政能力的一个严峻考验。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