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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银行背后的资本大鳄
2004年11月25日上午，英国渣打银行项目总监何思豪，出现在位于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何思豪的来访得到了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副总裁施洪祥的热情接待。
在2004年9月被提升为副总裁之前，施洪祥的职务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战略部主任，并兼任新成立的金融投资部的代总经理。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通过消息人士获悉，双方作为渤海银行股东，就渤海银行筹建工作中的具体问题“展开了坦诚和深入的讨论”。
何思豪表示相信，有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等国内股东的大力支持，加上渣打银行丰富的经验和先进的技术，渤海银行一定会成为运作规范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商业银行。
在此之前，渣打银行于11月19日宣布，将入股渤海银行19.99%的股份，并已签署框架协议，目前这一协议已提交中国银监会审批。
种种迹象表明，经过一年多的筹建，渤海银行的正式出生已经接近瓜熟蒂落。
由于渤海银行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批准筹建的第一家商业银行，所以一年多来一直被各界广泛关注。
而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的低调介入，则令敏感的分析人士感觉到了一种特别的意味。
据悉，2004年3月30日，国家开发投资公司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就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正式签署协议。根据这份协议，国家开发投资公司除了打算在天津建设大型火力发电项目，参股渤海银行是另一项重头戏。
成立于1995年的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注册资本金为58亿元，总资产为770亿元，是由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该公司近年来在煤炭、电力、港口、化肥等关系国计民生的产业领域已经确立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由于多年来“不事张扬”，被分析人士称为“不为人知的资本大鳄”。
“这只是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介入金融领域的‘冰山一角’。为了增强融资功能，这类公司将越来越注重金融工具的选择和应用。”一位业内人士这样告诉记者。
据中国投资协会统计，到目前为止，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各部门成立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约有250家，地区一级政府成立的投资控股公司约有150家。
到2003年底，加入中国投资协会的74家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资产总额为6500亿元，净资产达到3000亿元，实现税后利润超过100亿元。所投资企业的建设总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
据了解，涉足金融已经成为一些国有投资控股公司适应市场经济形势，争取发展先机的战略选择。譬如仅仅去年以来，就有首创集团、北京国投、重庆国投等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涉足基金业。
其中，北京首都创业集团有限公司打算在2004年重点抓好的三件大事之一就是金融。
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首创制定了“532”发展战略，即在首创集团的产业发展构架中，五成是基础设施产业，三成是地产，其他二成是金融。
目前，首创集团的金融网络已经初具规模，既包括在香港上市的ING北京基金和在内地上市的银华基金，也包括第一创业证券、首创证券、首创信保及首创安泰人寿保险。
除了商业银行，首创集团的金融体系已囊括证券、基金、保险、担保、期货、资产管理、风险投资等一系列业务。
山西省地方电力公司除控股上市公司、开辟证券募集资金渠道外，还投资山西证券、参股光大银行，跻身证券业、银行业，不仅为融资拓宽了渠道，而且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已经先后有35家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控股或参股证券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基金公司、担保公司等105家各类金融机构，总投资超过100亿元。
“投融结合”模式浮出水面
2003年初，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式成立，意味着国有资产新型管理体制的建立。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作为一种重要的国有经济实现形式”，引起了社会各方，尤其是国资委高层的重视。
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作为2003年度国资委重点研究课题，国资委研究中心启动了一项名为《新体制下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运作模式》的研究。
“经过一年多的研究，我们认为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运行模式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十二个字：资本经营，阶段持股，投融结合。”课题组一位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之所以会形成“投融结合”的模式，其根源也在于资本经营这一独特的经营方式。
资本经营是以利润最大化和资本增值为根本目的，存在于资本的组织、投入、运营、产出和分配的各个环节。概括起来，可以分为资本筹集和资本投放两大部分。显然，资本筹集是其首要环节。
“投资离不开融资，要完成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宏伟目标，显然在市场具体操作中，能够及时和合理地筹集到所需资金，是投资成败的关键一环。”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目前我国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普遍缺乏较为通常的融资能力，或融资成本过高。”
他说，国有投资控股公司要搞好资本经营，不仅要解决“投”的问题，还要解决“融”的问题，也就是说要“投融结合”。
“就好像一架飞机必须具备主体和两翼。对于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来说，资本经营是飞机的主体，阶段持股和投融结合分别是飞机的两翼。三者有机结合，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才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
他进一步分析道：国有投资控股公司股权经营的财务行为表现为股权买卖资金的大进大出和资金频繁、快速的流转。因此，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是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开展资本经营的基础性要求。
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开展投融结合经营，通过与非金融企业甚至金融企业的业务融合，提高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融资能力，确保股权经营业务的顺利进行。
“很显然，投融结合的目的是为资本经营服务的。”这位专家强调。
如果说国资委的课题指出了“投融结合”的现实意义，那么曾担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执行总经理的刘京生的分析则道出了其“历史渊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投资是没有股本金概念的。而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成立之后，则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把国家拨款、贷款改为一种运营的方式。对于主要从事基础产业投资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来说，由于投资大、周期长，再加上这类公司还担负着一些国家政策，如果靠公司自身的积累，要发展壮大无疑是十分困难的。而资本市场的出现，为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提供了融资的场所，使他们找到了加快发展的空间。
经济学家魏杰也指出：国有投资控股公司进行资本经营，就要进入资本市场，这是国际上的要求。
“金融疏通血液，产业提供利润。”首创集团总经理刘晓光点出了金融平台对于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重要价值。
在“结合”上作文章
“通用电气的利润为什么能够保持两位数增长？单纯靠实业打死它也达不到——它是靠金融获取了可观的利润。现在通用电气金融板块的利润已经超过集团利润总额的50%了。”在谈到涉足金融的动机时，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总裁王会生并不掩饰对通用电气的赞赏。
但是，这位中国投资协会国有投资公司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马上话锋一转：“之所以要讲投融结合，并不是仅仅看到了金融领域巨大的获利空间，更重要的是为了给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打造一个高效率、低成本的资金筹集平台。”
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王会生在接受采访时谈得更多的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收购弘泰信托的故事。
“今年公司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四个突破有望实现。第一个是金融业务的突破，我们已经做到了。”2004年7月30日，在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发展战略研讨会上，王会生向他的部下宣布。
他兴奋地说道：“公司收购的弘泰信托投资公司今天正式变更登记注册了，弘泰信托变成我们控股的公司以后，即将为公司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手段！”
记者了解到，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先后出资20亿元，控股弘泰信托，参股南方证券、国泰君安证券、红塔证券、中银国际等大型证券公司以及招商银行等股份制商业银行。
“作为一家现代投资控股公司，如果没有一个与资本市场沟通的、基本的金融工具，不能把产业投资和资本市场顺畅地连接起来，很难有大的作为。”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专家这样评述道。
王会生向记者透露：“成功收购弘泰信托之后，我们可以再干更多的事情。第一是要整合我们公司的金融资产。国投原来的金融资产是比较分散的，通过信托把我们公司的金融资产整合起来，包括有些资产拿回来，这是很难做的第一步。第二步是在信托公司做起来后，如何使其为公司实业发展提供服务，实现实业资本与金融资产的结合。”
“虽然国投先后参股了一些金融机构，但是真正实现控股的，弘泰信托是第一家。所以收购弘泰信托之后，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王会生说道。
善于投融结合的当然不只是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把资本经营作为公司第二次创业的重要标志和任务，在具体实践中，他们正是通过资本市场促进了企业的现代化改造。
该公司通过参股的北大青鸟股份有限公司控股上市公司天桥百货，实现了该股份公司从商业股向高科技股的转变，完成了参与资本市场的第一步。1998年7月，又出资8000万元，收购上市公司贵华旅业26%的股份，成为该公司第一大股东，使公司有了直接控股的上市公司。投融结合的优势得到了充分体现。
据了解，为了进一步推进结构调整工作，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于2001年出资1.5亿元，联合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北京城建集团公司、北京电信投资有限公司等单位成立了注册资金为5.5亿元的北京首都国际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该公司成立后，成为企业结构调整和跨越式发展的一个资本运作平台，立足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在建立通畅的资本流动出口的前提下，逐步形成了“资本市场——高新技术项目——资本市场”良性循环发展模式的高科技金融服务性公司。
北京国际电力开发投资公司在“投融结合”探索方面也是颇有建树，除了和北京市综合投资公司等业内“大佬”一起打造北京首都国际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还单独成立了自己的投资银行部，负责公司所属项目的资本运作。
该公司负责人深有体会地表示：借助资本市场“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能够实现资产的变现、增值和扩张。
据记者了解，由于实践者们始终牢牢坚持在“结合”上作文章，所以虽然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投融结合方式可谓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但是他们所取得的成效都集中在相同的方向，那就是：“股权投资——价值提升——股权转让——再次投资”的良性循环。
政策空间有多大？
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专家，在分析目前国有投资控股公司融资软肋的时候，认为主要在于非金融领域与金融领域相互融合的政策限制。
“考虑到国有投资控股公司任务的特殊性，建议允许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开展投融结合经营，在建立有效的‘防火墙’的前提下，将金融和投资功能有机地结合，以利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目标的顺利实施。”接受采访的专家这样表示。
这位专家说，股权投资的基础是具有较强的资金融入与调配能力，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实行投融结合经营是其完成经营目标的保障，也是其完成服务于国有经济调整目标的保证。
“从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发展来看，实业确实应该有金融支持。而融资单靠各公司的收益来滚动发展是非常缓慢的。融资能力弱，一直以来是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普遍存在的软肋。”中国投资协会国有投资公司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刘国权对记者说。
从记者了解的情况看，虽然金融政策的修改和制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人们也不可能指望一蹴而就。但是，一些政府部门对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投融结合显然已经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甘智和仔细研究了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投融结合”模式之后表示：“这是一种非常正确的战略选择！”
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白英姿说：“对于投融结合，我是非常赞成的，因为作为投资控股公司如果没有融资功能，实际上不能支撑其健康和持续的发展。”
她进一步指出，这个“融”显然不是指简单地从银行取得贷款，而是需要具体的金融政策。
有专家指出，国资委成立之后，新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日趋明朗。在新形势下，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将得到“重用”——无论是整合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良资产，还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领域提高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国有投资控股公司都将发挥独特的重要作用。
譬如，国资委直接管理的186家中央企业中，规模大的资产总量超过1万亿元，小的资产不到1亿元；一些中央企业举足轻重，处于行业排头兵位置，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一些已失去行业主导地位，处于竞争劣势。
“对这些企业的整合，显然不能指望国资委直接操作，而需要企业来作为载体。但是，这种载体也不可能是中石油、中石化这类专业性很强的产业控股公司，而需要综合功能较强的投资控股公司。”
另外，一些对于国计民生很重要但是短期内经济效益不明显的项目，以及一些关系国家安全的重大项目，显然首先要依靠的是国有经济部门。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针对国有投资控股公司出台一些必要的政策是顺理成章的。”这位专家说。
如何避免风险
“德隆系”的轰然倒塌无疑是2004年中国金融界最具震动效应的事件之一。
在此之前，一个被专家称为“产融结合”的模式一度方兴未艾。海尔集团、德隆集团、新希望集团和东方集团等一大批产业军团纷纷斥巨资涌入金融领域，足迹遍及银行、证券、保险、信托、金融租赁等各个领域，几乎无孔不入。
据有关部门的不完全统计，2001年以来，全国共有近20个大型传统企业涉足金融保险业，涉及的金额达上百亿元人民币。
从表现形式看，“产融结合”和“投融结合”看来有很多相似之处。
“金融的风险太大了，以后再也不做金融了！”德隆董事局主席唐万里发自内心的感叹不能不令许多后来者感到心悸。
“企业不能盲目地追求产融结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不止一次强调这个观点。
在《新体制下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运作模式》研究课题评审研讨会上，针对“投融结合”，张文魁也以德隆为例进行了善意的提醒：“如果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应该要有一整套配套体系，首先是如何建立防火墙。”
另外有专家指出，在美国排名前100位的大企业中，进行产融结合的企业仅仅5家——通用电气、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康柏电脑以及卡特彼勒。而真正意义上拥有银行的只有通用电气一家，其他几家从事的都是金融服务即金融租赁，算不上真正拥有银行。
而我国很多企业的“产融结合”从表面上看，产业资本已经与金融市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实际上，金融资本与产业链条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互动，有的甚至是完全割裂的。
对此，国资委研究中心的专家认为：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投融结合不同于银企混业的“资金”经营，而是“资本经营”，其突出优势是资本的提升，所以资金应用效率更高、更安全。
从国内的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实践看，围绕主业来发展金融是多数公司的战略选择。
但是王会生还是坦率地表示，对于多数国有投资控股公司来说，金融领域还是十分陌生的，一定要牢固地树立风险防范意识。
他说：“金融领域还是要慎重，要把握住大方向，尽量增加品种和手段，尽最大可能为公司的实业服务，运用市场，立足社会，注重效率，避免目前金融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和风险。”
从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层面看，风险防范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经说过：“国有资产的监管工作极富挑战性，也极富探索性，因为世界上可能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拥有那么多的国有企业。”
人们注意到，自从国资委开始运行以来，不断进行“制度建设”。
2004年11月23日，国资委下发《关于对债转股企业进行全面清理检查的通知》，这项工作旨在进一步规范债转股工作，防范金融风险，促使相关企业在盘活银行不良资产、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同时，改善生产经营和加强管理，加快企业转换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有专家指出，防范国有企业经营管理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将始终是国资委的一项重要工作。
“从政策层面针对国有投资控股公司的融资问题，建立相应的风险防范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由法律、政策、企业自律三者构成的立体‘防火墙’。”这位专家对记者说道。
背景资料
GE的产融结合
目前，GE旗下的金融服务集团分为有着独立业务的四个部分：商务融资集团、消费者金融服务集团、设备管理集团和保险集团。每个集团都有着自己明确的业务范围，财务独立结算，但同时也受到管理层的严格监管。
商务融资集团现有总资产超过2000亿美元，在超过35个国家发展其融资业务；消费者金融服务集团主要经营对个人的消费信贷业务；设备管理集团为全球客户提供全方位的设备融资和经营性租赁服务；保险集团从事着人身保险和退休保险业务。
根据GE公布的最新年报，目前，GE金融已经拥有总资产5545.26亿美元；而GE产业部门拥有资产总数为1421.04亿美元。从收入和利润看，GE金融也已绝对成为GE集团的主力：2003年，GE产业部门销售收入为788.41亿美元；而金融业务销售收入达到了642.79亿美元，占集团总收入的45%。同年，GE产业部门实现利润150.02亿美元；金融业务的利润则为创纪录的74.15亿美元，占集团总利润的1／3强。
从增长幅度来说，GE产业部门净利润由2002年的141.18亿美元增长到2003年的150.02亿美元，增幅仅为6.26%；而金融业务的净利润却由2002年的36.11亿美元增长到了2003年的74.15亿美元，增幅为105.34%。
GE金融业务的成功原因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二是与产业密切结合。
据GE前CEO韦尔奇称，GE在1980年代的大多数事情都是谨小慎微的，在投身某个具体市场之前首先要小心地试探一番。
在GE，所有超过1000万美元的证券交易以及所有超过每家客户1亿美元的商业风险投资项目，都必须提交董事会讨论。
GE产融结合的重要心得是：用来自工业企业的人才将金融部门发展成拥有交易和经营技能的企业。GE金融业务的高层领导中，有一半人是从工业领域成长起来的。
GE内部人士认为，GE之所以能在包括金融业在内的多种行业内取得成功，与其多年来形成的经营理念和先进的监管体制密不可分。
GE内部的管控体制是非常强健的。GE的领导团队不断对公司的各项业务进行审查，内容涉及整体策略、财务业绩、雇佣任免和遵纪守法。各业务集团的领导经常对财务运营和业务运营系统进行实时监督，确保及早发现机会和潜在问题，并尽快制订和实施应对的措施。董事会负责监管管理层的业务行为，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监督公司内部的财务控制和信息披露控制系统。
GE各业务集团在每个地理区域招募并保有世界级的财务团队。集团有520名内部审计师每年在各地、各业务集团进行成千上万的审计工作，由高级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监管这些检查结果。
在严格的监督管理之下，GE的各个业务集团都保证了独立的、透明的经营运作。GE的金融企业与非金融企业之间发生关联交易的几率非常小。
据悉，GE的金融服务集团有90%甚至更大比例的交易都是与GE以外的企业发生的。而且即使是GE集团内部的两个企业发生了交易，也是“亲兄弟，明算账”，有时甚至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
GE还保持了一个强大的信息披露控制系统——包括对于财务报告的内部控制，以确保准确的财务记录、高透明度的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财产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GE每年要举行250多次分析师和投资者会议，并将会议涉及的全部实质性信息向公众公开，以进一步确保信息披露的公正性。
（ 责任编辑：李江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