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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常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国经营报》的发展历程真正是验证了这句话。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北京报业有号称四小龙之说，即《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中国乡镇企业报》、《中外产品报》、《中国经营报》，还有一些所谓“体制外生存”的报纸，都曾在当时的报业市场上活跃过。现在除了《中国经营报》外，这些报纸安在？
文/张曙光 《中国经营报》副总编
蓦然回首，《中国经营报》成立有二十年，我与《中国经营报》的源渊也有十八年了。记得1987年的初春，在虎坊桥工人俱乐部后面那个阴暗的小会议室里，当时的王彦社长面对一群冻得瑟瑟发抖员工，两眼放光地大谈报社的远景规划：我们将来也要有自己的巧克力大厦（指建国门的中信大厦）！将来我们员工的子女也可以保送到美国去留学嘛！我当时听了这些话，全然没有画饼的感觉，只觉得一种异样的兴奋。其实并不相信这些海市蜃楼般的远景，但是从几十年沉闷的国有官僚体制下出来的人，即使得不到这些空洞许诺，也愿意为这些伟大的誓言壮烈一番。王彦社长当时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报社是一块绿洲啊！于是，一群年青人就开始在这块“绿洲”进行着艰难的跋涉。
熟悉《中国经营报》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经营报》有三多，一是改名多，先是〔专业户经营报〕、后是《中国农村经营报》、再后来是《中国经营报》；二是搬家多，现在能数出来的搬家至少八七次之多；三是换主管单位多，到目前至少也有四次变动了。这三多后面其实就是中国经营报社艰难的生存之路。
可以说，《中国经营报》一直是在两种危机中生存。一是市场层面的，必须自己养活自己，除了自己赚钱外没有任何经费来源；另一方面又是在制度缝隙中生存。每次政策面上有什么调整整顿，《中国经营报》就面临一次生死考验。一会儿说刊号换不了，一会儿又说找不到主办单位了（所谓“挂靠”）。当时的王彦社长动不动就说，这回咱们可能过不了这一关了，准备上街支个煎饼摊吧。
在这双重危机下，《中国经营报》旺盛的求生欲望使得它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在中国的报业史上，《中国经营报》是真正敢为天下先。《中国经营报》曾是北京报业中最早实行全员聘任的单位；最早实行竞争上岗的报社；最早实行优胜劣汰机制的单位。在报业市场上，《中国经营报》也多有创新，如最早以活动的方式拉广告，最早以评比的方式搞活动（后来这种方式被其它媒体越搞越滥，最后被明令禁止，《中国经营报》可谓是“始作俑者”）。当时的《中国经营报》一年下来，没有一个广告是自然来的，全是搞活动带的。当时《中国经营报》搞的活动能请到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也算风光一时。
在新闻报导方式上，中国经营报也是勇于探索的先锋。早在《中国农村经营报》时，记者写文章时，就强调要有“经营味”，那时还不准提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后来改为《中国经营报》，又是最早组织报道商战的媒体，如河南郑州的商战，真假大战（打击假冒商品）；最早报道市场微观层面的企业营销活动，如广告推广，营销手段等等。
1997年，《中国经营报》又到了危急存亡之秋，连续几年发行量只有二万多份，广告每年只有二百多万。《中国经营报》的同仁破釜沉舟，立下誓言，再大干一年，如不能翻身（发行量超过5万份）就全部辞退，只留4个编辑。
在此之前，在报刊零售市场上，经济类报纸是没有成功的先例。有一份《投资导报》曾试图在零售市场上有所作为，但以失败告终。《中国经营报》在多年试图借政府部门行政渠道推广无果后，决定从零售市场起步，大胆进行新的尝试。在报道形式上，以鲜活的内容吸引读者，以深刻的内容影响读者，以贴近的内容留住读者。形成“新、深、实”的三字方针。经济新闻社会化，社会新闻经济化，不拘一格。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借形式扩张。年底时发行量过6万，广告约700万。1998年，再以降价扩版打市场，一下发行量过20万，广告过千万，以后势如破竹，到今天的规模。
回首《中国经营报》的历史，每每于绝境中求生存，于困境中求发展。大起大落，大开大阖。今天可以说是《中国经营报》发展过程中最好的时期。但时过境迁，正当我们为自己成绩沾沾自喜时，却发现，更新锐的媒体只用了二年多的时间就走完了我们用了二十年走过的历程。
我们所能自慰只是“活着”。《中国经营报》还是在危机中，还是不能享受片刻的安宁。在新一轮的媒体竞争中，《中国经营报》还要振奋精神，不创新，就死亡。
（ 责任编辑：孙可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