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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沉没还是重新崛起（上篇）
日本：中国最大的机遇与挑战
在2004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交锋中，“拉美化”和“印度的崛起”是两个最具冲击力的主题词。近期，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复杂，“日本的重新崛起”正在成为第三个最受关注的话题。
关于日本重新崛起的定义，在国际上有各种解释。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日本经济在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停滞和衰退之后，从2003年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这种复苏如果能持续下去，日本就会出现经济上的重新崛起。
资深日本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由于日本曾是二战的战败国，所以它重新崛起的内容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甩掉二战侵略国的包袱，改变国际形象，摆脱战后战败国的阴影，使日本成为与它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是日本重新崛起的主要内涵。
“日本已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像中国这么高，只能是百分之二、三左右的增长，所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日本的重新崛起是指它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崛起。”
日本重新崛起的步伐是从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开始明显加快的。小泉内阁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
金熙德说，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必须突破这样两大障碍，一是修改宪法，二是趁明年联合国改革之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1946年11月3日，以美军占领当局起草的草案为蓝本的新《日本国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不能有军队和交战权。这一规定成为日本日后重新崛起为军事大国的最大障碍。该宪法颁布以后，日本右翼、鹰派势力一直试图摆脱“第九条”的束缚。
“9·11”后，美国以反恐为名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日本对美国的配合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伊拉克战场上，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进入当事国，并正式参加了多国部队等等。这是日本的自卫队和军舰战后首次执行超出自卫的军事任务。一个新的试图走出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的新日本战略，正在形成。
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重新崛起过程中的政治突破，也是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政治大国的最重要指标。由于日本的“常任梦”一直是与修改宪法、海外派兵、拥有核武器、为历史翻案等步骤配套的，所以日本一直在宣扬美国附加的支持条件，即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修改宪法。成为常任理事国后，日本将会逐一完成其他目标。
中国与日本处于同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圈子里，日本的重新崛起必将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金熙德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即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今后如果有哪个国家对中国造成最大的伤害，那只能还是日本。
“这完全看中日关系怎么走，如果日本重新崛起是以和我们争夺资源的方式的话，那肯定会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日本的重新崛起对我们的负面作用很大。因为它的重新崛起是靠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确保对华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战略压力。在安全防范领域，中日已经形成了相互戒备相互防范的态势，而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没有消除的迹象。”
从另一方面说，金熙德认为，日本又是中国最大的机遇，中国目前能够得到民间投资力量最强、经济合作技术最高的还是日本。
“中国现在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但双边贸易几年前才有50亿美元，现在也只有200亿美元，而我们和日本的贸易今年已达到1500亿美元。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支撑着我们绝大部分的对外贸易，所以如果我们失去日本这个合作伙伴，就等于失去了我们对外贸易中的半壁江山。”
脱亚入欧：中日发展的分水岭
在过去的150年里，日本曾有过两次令世界震惊的崛起经历。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开始在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与西方列强争夺东亚资源控制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北洋舰队，1904年又进行了日俄战争，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进入世界列强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很多人都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但日本仅用了20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196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又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并被视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追溯日本近代史上两次奇迹般崛起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曾经十分相似的国家在过去的150年，所走过的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在实行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比中国还落后几十年。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那时的日本不仅封闭、传统、落后，且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了锁国达200余年之久的国门。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相继没落，提出“脱亚入欧”的发展国策。
福泽谕吉认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事物的标准。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福泽谕吉很像那一时期中国“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康有为。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
末叶，其先导运动“洋务运动”则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其实远不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设计周密。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这种取向，实际上也是戊戌变法派精神领袖们骨子里的东西。但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致和极完备的地步。”
1895年，中日在签署《马关条约》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10年前就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却没有任何效果。李鸿章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
而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他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信中，这位即将的对手这样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体制。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金熙德认为，由于大清帝国没有看清当时的世界大局，没有适应世界潮流，没有认识到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一个很强大的文明，中国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帝国根本就打不过人家的坚船利炮，而日本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潮流，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落后了。
明治维新，成为中日后来发展路线的分水岭。
日本：真的沉没了吗？
19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的日本，其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70年代开始放慢，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但增长率仍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1980年代末，在日元急剧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大公司开始在美国大肆收购包括洛克菲勒大厦在内的名贵地产，那气势仿佛要把整个纽约和芝加哥都收归囊下，美国人为此惊呼“珍珠港事件重演”。但就在美国人为日本的经济成就瞠目结舌，怀疑自己的那套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否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破灭。大公司相继倒闭，银行破产、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经济从此进入长达十几年的停滞和衰退期，日经指数从十几年前的4万点一直跌到现在的1万多点。这段时期后来被人称为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或“萧条的十年”。
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相伴而生的，还有“日本模式”被打上了裙带关系、政府过度干预等亚洲落后标签，以及国际舆论界甚嚣尘上的“日本即将沉没”、“日本将一蹶不振”、“日本唯独不是第一”等等。
这段时期，日本经济也曾出现过两次复苏的势头。一次是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一度达到3％以上。另一次是在2000年，日本搭乘世界IT热潮，经济再次被看好，但此后不久，IT经济首先在美国受挫，日本也受此影响，经济回升再次成为泡影。
日本真的沉沦了吗？
2003年，日本经济再一次出现复苏的迹象，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这一年，日本的GDP增长速度达3.2％，比美国还略高一点。虽然目前人们还不能肯定日本是否能够走出经济多年低迷的阴影，但关于日本经济复苏的话题却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经济室主任张淑英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衡量日本经济的好与坏不能只看总量指标，还要看内在的质量。日本经济的复苏不是体现在GDP增长速度有多快，而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
“以集成电路的生产为例，2002年春夏以后，世界IT产业只是微弱的复苏，但体现在日本集成电路的生产上却是30％－40％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世界上集成电路生产的大部分订单都被日本抓到手了。而日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些订单，一是它有这方面的高精深加工能力，二是它有把握市场的能力。日本目前整个产业的基础已经由过去的中低附加值产业成功地转向了高附加值产业。”
张淑英认为，日本经济的质量体现在技术开发能力上，也体现在知识更新能力上。就综合技术实力而论，日本目前还赶不上美国，但在知识产权的某些方面，日本却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日本经济虽始终未能走出停滞不前的阴影，但却实现了另一个层次上的飞跃：由专利进口大国变成了专利出口大国。
“技术贸易收支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具有技术竞争力的指标。1982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超过法国和联邦德国，1993年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专利出口大国。不过，由于日本每年也进口大量专利技术，进出口相抵，日本在技术贸易上仍是逆差。2003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达14185亿日元，首次超过专利进口额（12673亿日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出口大国。这意味着，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在高档商品的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且在技术贸易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
李培林在他的新作《重新崛起的日本》中指出，日本这次的经济复苏，的确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迹象。首先，这次并不是“宏观好微观不好”。经济复苏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中明显感到，一些大企业2003年年底的奖金在最近若干年来第一次增加。其次，日本此次经济复苏不是“虚拟经济好实体经济不好”。经过这么多年，日本经济的泡沫基本已经被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第三，这次也不是“经济指标好社会指标不好”。2003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4.6％，为近4年来首次减少，同时日本的失业率也实现了13年来的首次下降，就业形势的好转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大、中小企业都对前景表示乐观。第四，这一次不是“政府热民间不热”。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但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3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李培林认为，不管日本经济是否会真的再次崛起，认真分析日本深层的社会生活得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