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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通过墙上新凿开的门洞斜射进这个阴森森的“古堡”——里面是一片占地1036平方米的大泥坑，地基已经被挖下去两米深，一台挖土机还在黑暗的深处轰鸣。
这里本来是天津市第一工人文化宫（以下简称“一宫”）主楼的主体部分。
现在它已被出租给埃莫森公司。到明年10月1日，这个地方将会变成70间豪华ＫＴＶ包厢和一个演出舞台。
尘土足足有一公分厚，走进黑暗深处，我们依稀还能看出这里一个舞台的轮廓。舞台的四方形框架还死死地支撑在那里，但是站在上面的却是一台挖土机。原本1．4米高的舞台已经深深地凹陷了下去。
只有舞台三面墙上的三个回廊让你不得不相信这里确曾有过热闹的情景。在高处狭仄的回廊上，你仿佛还能看到调度背景幕布的工作人员正在来回忙碌。尽管回廊有铁栅栏保护，他们还是得小心翼翼地贴墙而行。这幢建筑足足有16米高，一宫文体科杨科长告诉记者，他1973年从海军部队退伍后就开始在大剧场做引路员。
1951年的某一天，这里灯火通明。一宫正门两侧的宣传橱窗里应该贴着一张演出告示，告诉所有天津百姓这一天梅兰芳将献演《奇双会》和《贵妃醉酒》。
下班后，手里攥着戏票的工人们，在别人羡慕的眼光中步入了一宫大剧场。厚重的丝绒幕布缓缓拉开，掌声雷鸣般响起。
追光灯、面光灯、地光灯将16．4米长的舞台装饰得美仑美奂。舞台上的杨贵妃锦衣华服，莺啼燕啭。当时台下的2400多名工人一定记住了杨贵妃口衔金樽醉酒的经典一幕。
那时一宫才刚刚成立一年。
其后，京剧名角马连良、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也曾在这里亮相。许多天津工人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歌剧《茶花女》、话剧《日出》、芭蕾舞剧《白毛女》。
1954年，第一届天津市人民代表大会就在此召开。
相比当初的繁华，一宫从1994年以来已经以娱乐城的形式惨淡经营了10年。
曾经工人们鱼贯而入的大门上方，由天津著名书法家王颂馀题写的“第一工人文化宫”几个大字已经被拆卸下来。门厅左侧的墙上，还留着“康好娱乐城”几个字的痕迹；右侧的墙上是“一宫娱乐城”的痕迹。
大门西侧的一排宣传窗已经被推倒，留下一堆破损的砖瓦。东侧的宣传窗上，横竖五道重重叠叠的胶条粘着半张褪色的通知，上面依稀可见几个红字——“第一文化宫……交谊舞……每周一、周四”。
等到埃莫森公司的整修一完成，这里就会被安上一个很洋气的名字——马可波罗国际俱乐部。“Ｈａｒｄ Ｒｏｃｋ”、“Ｈｅａｖｅｎ ＆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将取代“工人文化宫”登上这座建筑物的门面。
和全国绝大多数的文化宫一样，一宫见证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今年10月，西藏拉萨的文化宫摘下了由朱德亲笔题写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几个大字。1965年，百万农奴翻身做主人，第一次在那里投下了民主的选票。现在，这个文化宫去留难定。
9月，原定“退商还文”的哈尔滨工人文化宫里，又挂上了一家银行的招牌。这座俄式文化建筑在1957年投入使用，由哈市市民捐款、10万人次的产业工人义务献工建成。但是如今，这个公益事业场所不得不依靠以房屋租赁为生。
另据报道，广东省目前有工人文化宫92座，其中经营困难的有51座。
大型商场、设施先进的影城、装修豪华的大剧院、高档宾馆……在城市的发展中，文化宫已经不知不觉变得格格不入起来。
光荣与梦想
“宫主”，这是天津人民对一宫的第一任主任黄火青的尊称。
黄火青是1938年的老干部，解放时期在军事管制委员会负责司法工作。1949年1月15日，天津获得解放。就在当天，黄火青被任命为天津总工会的主席，他同时也是天津市委7个常委之一。
“当时总工会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厂区，斗资本家，救济工人。”天津文史研究馆研究员甄光俊说，“一般是天津市委第一书记来兼任工会主席。”
一宫地处天津黄金地段，紧靠海河，位居天津六个区的中心。直到今天，这一带还被称为“海河中心广场”。
来到这里，你和百年历史似乎只隔着薄薄一张纸。沿着自由道前进，你会看到今年夏天新建起来的自由女神铜像，这个铜像在文革时被捣毁了。
100年以前，这里是意大利租界。意大利人命名此地为“马可波罗广场”，并竖起了自由女神像。它的周围环绕着一片意式洋楼。东北角是一个占地1700多平方米的回力球赌场，也叫意国花园。
这个赌场后来变成了一宫。
1949年1月1日，解放军接管了赌场，把它拨给了总工会。随后，天津工会工人俱乐部在这里成立。1950年6月，工人俱乐部更名为工人文化宫，一宫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昔为帝王庙，今做文化宫”，郭沫若撰写的诗句描述了当时文化宫的地位。1950年4月，经毛泽东指示、周恩来批准，明、清两代帝王祭祖的太庙成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紧接着，一大批工人文化宫在全国各地相继落成。
工人识字班、工人演讲团、工人艺术团……这些旨在提高工人素质的学习培训班在文化宫里如火如荼地展开。
对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工人们在这里忆苦思甜。他们登上讲台，控诉资本家和旧社会；他们登上舞台，把自己从前的悲苦遭遇演绎得淋漓尽致。
当时，天津的工人们就在一宫自编自导了《搬运工人翻身记》后来这部话剧改名为《六号门》，风靡全国。
“文化宫实际上成为培训工人骨干、培养工会系统干部的地方。”甄光俊说。建国后最早的一批工人党员都是从文化宫里走出来的。
从195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历史的每一进程都反映在文化宫的舞台上。
仅仅在1960年代，这里就举行了《人民公社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抗日凯歌》、《抗洪凯歌》等大型演出。
“是他？！真正的鬼子是他吗？”这是一句台词。1970年代抗美援越时期，当时在天津歌舞剧院工作的王堃在一宫演出《椰林怒火》——一部反映当时越南战场的话剧。在这部共四场的话剧中，王堃饰演的人物在第二场指着一位美国士兵的鼻子说了这句话。
1970年代末，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在一宫演出。王堃曾经担任过许多样板戏的男主角。这些演出场场爆满，很多时候，连通往剧院二层的楼梯上也坐满了人。
王堃在一宫的第一场演出在1952年。当时年仅11岁的他在苏联舞蹈《小马车舞》里扮演小马夫。“前面有三个小女孩演小马，我在后面拿着一个带铃铛的拱形道具。”王堃说。
不难想象，那时中国舞台上有很多苏联舞蹈。文化宫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之间进行文化艺术交流的一个平台。仅就一宫而言，就曾经接待过来自苏联、波兰、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朝鲜等许多国家的艺术团体。
当时能经常出入文化宫的多半是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市总工会把一部分一宫的票分给各个区的工会，各区工会再配额给管辖的工厂，工厂最后把票分到劳模、先进工作者等人的手里。另外一部分票由一宫向社会零售，票价基本在五毛左右，最贵的能到两元左右。
每当有新剧目上演，特别是有国外艺术团体演出时，很多人通常从前一天的半夜就到一宫排队买票。天冷的时候，他们会裹上棉大衣。
一位一宫的老职员说：“那时候如果能在一宫工作，找对象都比别人好找！”一宫分给职工的赠票，还能用来换煤气。
在那个没有电视、没有网络的年代，文化宫的定位是“学校和乐园”，这是陈毅给上海工人文化宫的题词。文化宫主要服务的人群除了工人，还有学生。
1956年冬的某一天，一辆敞篷大卡车从天津戏曲学院驶向一宫。车上的五六十名学生中间，坐着21岁的甄光俊。他冻得瑟瑟发抖，但内心却兴奋不已。因为他马上可以亲眼目睹京剧大师马连良的演出。
“当时马连良演了好几出戏，但是我现在只记得《十老安刘》。”甄光俊说。
那也是他第一次走进一宫大剧场，并且立马有了直观的对比：天津的中国大剧院比起一宫大剧场来，就成了小巫见大巫。
一宫大剧场的空间里没有一根柱子，音响效果和观众视线特别好。一层从1排到36排的坡差是3．5米，1566个座位的坡度只有三个。二层有914个座位。尽管当时演出没有话筒，但是舞台上的演唱，二层楼最后一排观众都能听得非常清楚。
那时一宫拥有天津最好的大剧场，几乎市委、市政府所有重要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
在一宫的票务房里，有一块小黑板，每个月月初的时候，黑板上本月的活动就已经排得满满的了。
市文化局曾经要求天津歌舞剧院每年演出280场次，其中三分之二都在一宫。后来逐渐减少到180场次，再后来到150场，越来越少。
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后，一宫也逐渐从一个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变成差额拨款单位，到最后绝大部分需要自负盈亏。
“一宫大剧场到了80年代就已经有些零乱了，但是同样还是有很多演出。到90年代以后，轻音乐盛行，他们也就不在一宫演出了。天津有了体育馆、滨湖大剧场和天津大礼堂，歌舞剧院就常到这些地方去演出，一宫慢慢就不行了。”现在已经离休的原天津歌舞剧院副主席王佩权说。
从文化到娱乐
账面资产1万元，债权债务高达488．8万；66名正式职工，平均年龄达到49岁。
2002年9月4日，当黄华昶通过公开竞聘成为一宫主任的时候，摆在他面前的是这样一个“穷了到底，破了到底”的烂摊子。
接手这个烂摊子，是因为黄华昶对一宫有难忘的电影票情结。但是与其他有同样情结的人不同，黄华昶并不想让一宫的使命在新的时代停滞不前。
“人饿的时候吃嘛嘛香。那个时候文化消费很单一，看上一场电影就不得了了。但是一张电影票不能证明文化宫的历史作用。”
天津市的第二文化宫至今保留着剧场，但是门庭冷落。而黄华昶也曾经尝试在一宫继续放电影，但是电影票根本就卖不出去几张。
黄华昶是市总工会原财贸工委副主任，在来到一宫以前从未搞过经营。但是今年50岁出头的他马上看清楚了一个道理：全国所有文化宫断了皇粮以后，房屋租赁是惟一的创收方式。那么一宫2．1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就是黄华昶手上最好的武器。
这位头顶微秃的主任说自己的理念绝不比20多岁的年轻人落后，反而有可能比年轻人更加先进。
体制、机制、观念、人员素质、经营管理、市场环境……今天的工人文化宫需要应对各个方面的变化。而设备老化，人员老化，机制不活，观念陈旧，是全国各个文化宫普遍存在的问题。
在这一堆乱麻中间，黄华昶自信已经摸索到了一条出路：“对经营者来说，投入产出哪个好就做哪个。不要把房屋租赁想成洪水猛兽。”
一宫大剧场早在八年前就出租给了康好娱乐城，但是由于经营不善，到2002年拖欠租金高达200多万。
这年年底，新上任的黄华昶收回了康好娱乐城的经营权，一直坚持到非典前期。在此期间，一宫娱乐城的月平均营业额达到50万元。
之后，黄华昶玩了一个大手笔，把娱乐城出租给埃莫森公司20年，每年租金200万左右。埃莫森公司将出资3500万负责整修娱乐城和恢复一宫主体建筑的部分外观。在天津大地震中被毁的一宫两个塔楼将由市政府拨款修复。
恢复一宫回力球馆时期的面貌，这是天津市政府规划中的意大利建筑风情区的龙头项目。
“这3500万，总工会付不起，我个人也付不起。那就利用市场上的民间资本嘛！”黄华昶点起香烟，“用别人的钱把自己的资产保值增值，这有嘛不好？我把风险都给了别人，这有嘛不好？”
但是，许多眼看着一宫从1994年走过来的人却感到心灰意冷。
一宫主楼一侧的外墙上挂着歌舞厅、银河证券、邮币卡市场、业校等指路的广告牌。一幢大楼有很多乱七八糟的入口。其中去邮币卡市场需要从楼外露天的水泥楼梯上到二层。
小剧场改饭店，大剧场改娱乐城，业余学校楼改餐饮，三楼展览廊出租成仓库，二楼文艺厅曾经是台球厅、兵乓球厅，最后现在出租卖邮票。一块块文化阵地都变成了商业场所，十年娱乐城的历史却没有让文化宫真正尝到甜头，人们很难信任新来乍到的黄华昶。
事实是，黄华昶到任一年以后，这个当初已经发不出工资的单位年经营收入达到600万元，偿还了负债100余万元，职工拿到了拖欠多年的工资。
“新时代工人阶级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变化。难道非要腰系麻绳、头戴草帽、蹬三轮车的才叫工人？”黄华昶反问。他认为现在人们的消费形式和文化形态也都发生了变化，不是过去那种消费单一的情况了。
相应的，工人文化宫的功能和定位也需要发生变化。黄华昶断言：文化宫进入市场，不收费不可能。
他在上任之初就出台了“第一工人文化宫2002年9月－2005年的发展规划”。其中提到文化宫要实现六个转变，前两个是：由经营文化事业向经营文化娱乐产业转变，这是市场的需要；由差额补贴事业单位向自收自支自我发展的文化娱乐企业转变，这是生存发展的需要。
天津市总工会散襄军也提出一宫要建立“顶级的文化娱乐产业”。
半个世纪以前，同一幢楼上刷的是“工作是战斗，文化是休息”。
2004年下半年，一宫大剧场拆卸下来的一根钢筋捅破了隔壁二层的暖气和水管，自来水流了一地。
这儿从前是一宫的文艺厅，两年前变成了邮币卡市场。在123位摊主中，90％都是下岗职工。
为了建设“马可波罗国际俱乐部”，这里可能要变成歌舞厅，而邮币卡市场会被搬迁到天津市第二工人文化宫，那里已经接近东郊区。
这里的下岗职工把大剧院和邮币卡市场的前途渺茫归罪于黄华昶。
但是这个邮币卡市场恰恰也是黄华昶领导的一宫班子在去年3月租赁给他们的。此前，邮币卡市场一直在一宫的露天花园经营，比较脏乱。
在采访中，黄华昶拿出了一份一宫修缮后的效果图给记者看。那看上去的确是一个装修豪华、高雅的娱乐中心。但是在建筑物上没有了“工人文化宫”几个字。
“文化宫不在于挂不挂牌子，而在于功能。对文化宫的阵地作用不能狭隘理解。”黄华昶这样解释记者的疑惑。
同时，他也提出了一个“异地经营”的概念。也就是说，即便把文化宫的场地都出租了，如果有重大活动，可以租用其他专业场地。今年11月，一宫已经在市人民体育馆举行了一次热舞比赛。
而对于老年大学和业校这两块公益性质的活动，黄华昶坦言一宫会自己经营下去。他还雄心勃勃地打算把办学档次从低档提升到高档，并且已经与国际中心进修学院签订了正式的合同，马上会在教学中增加ＭＢＡ班。
“我40多年以前的娱乐是看电影。如果要我把自己四十多年前的休闲方式复制出来，放在四十多年后的今天，那不可悲吗？”黄华昶这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