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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1月16日，权威的专业体育媒体《体坛周报》甚至已经用套红的大号字做好了头版标题——“中国出线”。虽然局势已经很不乐观，但是中国队的对手香港队极其漫不经心的赛前表现让所有的人在几天之内重新开始乐观。
经历了男足奥运会预选赛失利，女足奥运会零比八惨败，中超联赛陷入崩溃，在2004年这个中国足球的灾难之年里，中国国家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能侥幸出线，则多少可挽救中国足协残存的最后一点权威。为此，被称为国家体育总局三大福将之一的总局局长助理肖天也来到了球场。
11月17日晚九点，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和科威特队面对各自十分配合的对手，展开了进球表演。短短九十分钟，广州和科威特城的比分各自变化了七次。
中国队最终未能创造奇迹。晚23点，科威特队以一个进球数的优势宣告中国队“死亡”。在其他运动项目中总能与金牌有缘的肖天再一次失灵了，上一次是在国奥队的赛场边。
而对于以国家队的战绩为主要政绩指标的中国足协来说，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已经远去。在2005年及随后几年，由于没有重大比赛，他们只能选择落寞。当然激烈的批评声永远无法让他们从大众的视野中消失。
悲喜再回首
在失去出线权后的一个多小时里，负责主场工作的中国足协副主席南勇站在天河体育场里，凝望着身前在混合区里接受采访的一干落寞身影，感叹道：“时间过得真快啊，2001年10月7日那天发生的事情好像就在眼前，虽然已经过去了3年零40天……”
这一天，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不在广州。
第二天开始，《体坛周报》开始连载长篇文章《审判阎世铎》。
2001年10月7日晚，阎世铎和南勇都在沈阳。而那一天晚上胜利和欢庆的氛围似乎让人觉得，此情此景本不属于中国足球的惨淡历史。
那晚，沈阳五里河体育场全场爆满、国旗漫卷，球迷们以难得轻松的心情等待着享受一场酣畅的胜利。随着于根伟的一脚扫射，中国队1球战胜阿曼，提前两轮取得世界杯出线权。2001年成了一个“历史的假期”，中国队世界杯出线作为一例佐证，常被煽情的媒体放在中国入世和申奥成功之后，也成了一个国家社会生活的大事。
但这是中国足球市场化改革的胜利吗？职业联赛为国家队长期集训让步的事实表明，这是一场以破坏职业联赛和职业足球规律为代价获得的胜利，是举国体制扭曲职业市场的胜利。由于这场意外的胜利，使得中国职业足球的崩盘晚到了三年。
即使在当年，人们好像对这场胜利也有着充分的认识。2001年10月25日在五里河体育场举行的盛大庆功会上，歌手姜育恒在观众的要求下返场《再回首》时，导演以“时间有限”为由制止，转而安排中国足协官员冯剑明讲话。“我们不能忘记1992年的红山口会议——”冯剑明刚开口，观众就是一片嘘声。主持人几次圆场后，观众仍不买账，直到姜育恒唱完第二首歌后，冯剑明才得以继续自己的发言。
冯剑明提到的1992年召开的红山口会议被称为中国足球的“遵义会议”，虽然更希望听到《再回首》的观众遗忘了它。但是再回首时，红山口会议确实是中国足球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在红山口，中国足球定下了彻底变革体制的决心。时任国务委员的李铁映对这次会议指示说：“中国足球必须建立职业俱乐部体制，自己养活自己。” 会后，通过22份文件，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大幕徐徐拉开。
阎世铎与“反黑”
直到今天，细心的人们才发现，红山口足球工作会议的合影中有一张当时大多数足球记者都认不出、而如今却长期占据足球版重要位置的面孔，他就是阎世铎。
那时，阎世铎还是国家体育总局政策法规司的年轻人。阎世铎历任副处长、处长、副司长、司长，10年之间步步高升。他在任期内，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的起草工作，历时8年。在体育法规尚在摸索中的中国，他属于较为超前的体育管理人才。
阎世铎2000年刚来到中国足协的时候，低调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研。调研结束后，2000年8月20日至22日，阎世铎在济南出席甲级俱乐部及地方足协座谈会，与各地代表见面。人们发现，与前任王俊生相比，初来乍到的阎世铎不仅干劲十足，而且谈吐不凡，对于已经审美疲劳的媒体来说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他能在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里朗诵莎士比亚的诗，他会用唐诗宋词来比喻中国足球的环境。面对假球、黑哨横行的现象，他提出“乱世须用重典”，对不服当时男足国家队主教练米卢的人“杀无赦，斩立决”。这在足球界人士中实属罕见。
以国家体育总局办公厅主任的位置来到中国足协的阎世铎，只用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就取得了前任梦寐以求8年却不遂的成就。据说，当时体育总局已经在讨论把阎“转正”——取消官衔前面那个“副”字，担任中国足协主席兼局长助理。
可是，中国足球的幸福时光总是那么罕有和短暂，阎世铎几乎还没来得及享受那种巅峰快感，一场似乎突如其来的“反黑”风暴就逆转了一切。
问题出在2001年10月6日，中国国家队出线的前一天，甲Ｂ联赛赛场上出现了4支球队赤裸裸的打假球事件。其实早在2000年底，甲Ａ联赛中沈阳和重庆队的比赛就发生了这样的丑闻。《足球之夜》制片人张斌在节目中把假球的录像放了好几遍，勇敢地说：“还需要证据吗？”
其实在此前的一轮比赛中已经出现了苗头，但是足协像2000年底一样，对打假球的一方定为“消极比赛”，进行轻微处罚。足协的惩戒不力无形中鼓励了更猖狂的造假，于是就有了最后一轮4队竞相打假球一幕的发生。虽然足协迅速开出了巨额罚单，惩罚和震慑了造假者，然而，事态并没有平息，反而引出了一场更大的风波。2001年12月13日，民营吉利集团在退出足球的同时，状告足协侵犯名誉权。后来，绿城老板宋卫平爆出更大“猛料”，主动承认曾不止一次地向不止一个裁判送钱。宋卫平称，绿城不仅保留着收钱者名单，甚至还有某裁判的悔过信与退回的4万元赃款。
宋卫平撼动了整个足坛，他揭开了一个人所共知，却没人敢公开揭穿的事实——中国足球确实非常腐败，确实存在大量假球、黑哨。
这时，一直奉行鸵鸟政策的足协再也坐不住了，裁判委员会主任李冬生飞抵杭州，拿走了那张黑名单和那封悔过信。2002年12月6日，阎世铎亲赴杭州，与宋卫平和陈培德达成了共同“反黑”的君子协定。几乎所有人都以为一场彻底摧毁中国足球黑势力的雷霆风暴即将到来，惟有吉利集团的老板李书福根本不信。这位以“造车狂人”著称的民营企业家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讳：足协“打黑”能公平吗？要人信服，首先要管好自己。
中超生死劫
事实证明，这个精明的温州商人是正确的。尽管阎世铎等足协高官到处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将“反黑”进行到底，有关方面似乎也在行动，但最终结果却是，几乎所有人都平安无事，只有写了悔过信、主动退回黑钱的裁判龚建平成了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受到法律惩罚的人。2004年7月11日，因为巨大的心理压力，龚建平在北京去世。远在杭州的宋卫平说：“我对不起龚建平。”
此时阎世铎正忙着把中超联赛和“人民足球”的概念付诸实施。但是阎世铎没有想到的是，导致中超崩盘的导火索——2004年10月2日的国安罢赛正源于对渎职裁判的姑息迁就。知情人士对记者说，那位裁判的判罚本是技术问题，但此人是业内出了名的“黑哨”，在龚建平事件时退过赃，但是却没有受到龚建平式的惩处，而在这样的裁判身上吃哑巴亏，自然会让国安们怒火万丈。
其实从一开始，2004年的中超联赛就没有显示出圆满成功的兆头。而阎世铎也开始慢慢耗尽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公众和俱乐部的信任。
2004年5月16日，中超联赛终于开幕，没有想象中的盛大场面，由于中国足协下属的商务开发公司能力低下，联赛在惨淡的气氛中开场，权威的央视没有一个画面、一句报道，精心准备的揭幕仪式也被通知尽量简化。这并非是阎世铎不想热闹，不爱排场，而是出线工程遇到了大麻烦，他已没心思关注中超了。
2004年底，中国足协和俱乐部投资人仍然继续以吵架争夺中国足球改革的主导权。阎世铎开始更多的依靠国家体育总局和地方体育官僚对峙有备而来的投资人们。
足协常务副主席阎世铎已经不是那个血气方刚反对举国体制的阎处长了。出线足球成了他的惟一选择。当体制的沉疴被刻意回避以后，阎世铎的主要工作就是提高国家级运动队的成绩，同时为联赛贴金，聚敛人气。
失败谁之过？
全力以赴保证出线足球成了一种危险的诱惑。阎世铎上任不久，在2000年12月提出2001年中国足球甲Ａ联赛取消升降级，这一建议得到了国家体育总局高层的认可。而第二年的联赛也被国家队的比赛分割得四分五裂。人们认为这只是一个足球“门外汉”的行为，并且因为2001年的胜利而淡忘了这一切。然而这种无视和践踏足球规律的举措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了。
为了保证足球出线，足协不惜破坏自己精心准备的中超联赛。可怜的中超，先是被迫给国奥队让道，使得中超联赛成为世界职业足球史上罕见的5月份开赛的联赛，然后是亚洲杯和世界杯预选赛无休止的肢解。可笑的是，被阎世铎们给予希望，并作为主要政绩凭借的国奥队3月就出局了，但是中超却只能按照原计划一直等到5月国奥比赛全部结束时才开赛。
2004年3月，备战4年、耗资巨大的国奥队，仅仅打了两场比赛后就在事实上出了局。阎世铎不明白的是，这群四年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为什么经过四年长期集训，技术水平反倒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倒退。而他们明明是按照足协的要求，每天早上空腹跑完万米。这不正是按照体育总局的要求，首先是“三从一大”，然后再谈科学训练吗？
这样的外行越位指导并不奇怪。在足球产业化成为一种注意力、一种财富之后，体育总局的相关官员开始更多地介入其中。在训练方法上，最近几年中体育总局多次发出指令，要求足协借鉴“优势项目的经验”，强调“艰苦”、“三从一大训练法”等传统精神。每当中国足球遭遇失败，常常就有体育总局官员试图以传统体育模式下的经验，来纠正它的“弯路”。
去留两徘徊
接下来新生的中超一出生就劫难不绝，球迷越来越少、赌球愈演愈烈、资本纷纷出逃，到了秋天，更闹出了史无前例的罢赛风波以及资本革命。不管这场风波如何收场，都改变不了中超崩溃，所谓的“阎世铎新政”失败的事实。随后就是中国男足国家队的失败，阎世铎仍然没有逃脱他的所有前任的宿命，而这宿命，无论是金牌教练袁伟民还是满腹理论的阎世铎，都无法扭转。
2002年，经过阎世铎和中国足协长时期的筹划，中国足协“百队百万青少年足球工程”正式启动。工程梗概是，将全国划分为9个大区，建立各自的青少年训练体系，争取每年有12万青少年接受训练，每个大区有100支球队参加正规比赛。为此，中国足协每年向每个大区拨款100万元，总共900万。
这个计划看起来很美，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最大的问题出在组织管理方面。按规划，将实行从中国足协到大区足协再到城市足协的三级管理，但阎世铎似乎忽视了：所谓的大区足协根本不存在，省市足协也不像中国足协那样——是一个有职有权也有充足经费的一级政府管理部门。即便是中国足协，一个青少年部几号人也根本协调不了那么庞大复杂的工程。
与前任相比，极富理想主义的阎世铎曾经把精力放在了寂寞的、但是功在未来的基础建设上。但是这种不动根本的变革还是失败了。从那以后，阎世铎的精力就放在几个样板工程上：国家队、国奥队、中超，但命运还是一样。
《体坛周报》首席评论员周文渊说，阎世铎的致命缺陷是，“他能看到问题所在，也愿意动手解决。然而，一方面，他以及他所能依靠的那个团队的执政能力远远低于成就那些伟大工程的要求；另一方面，阎世铎依然奉行精英治国的传统思维，企图用行政的办法和力量去做那些应该由市场做的微观事务。当事情进展不顺利时，他自我反省的结论是：行政的权威还不够，资源的掌握还不多，因而必须追求最大的集权，最终走向独裁和专权。”
有消息说，到年底合同期满后，阎世铎将转岗其他部门。来自体育总局内部的消息也说，有3个司局级位置可供选择，其中以人事司最有可能。然而最新的消息是，由于在处理与投资人的争端时表现出来的能力，阎世铎将继续留任。
担任中国足协主席12年之久，袁伟民在2004年12月告别体育总局，光荣退休。对于领导们寄予厚望的阎世铎留下的摊子，人们只知道，听取国安罢赛的汇报后，“袁伟民局长神色穆重，把罢赛事件定性为：性质恶劣，社会影响极坏，必须严肃处理。”
离去的袁伟民身后留下的是雅典奥运会上举国体育登峰造极的表现，当然，除了这个令人难堪的足球。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