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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炳才
编者按
自从2003年初起，面对不断上升的中外贸易顺差和外资流入中国，欧美日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一直没停止过。今年9月中旬，美国一些工会和企业组成所谓的“中国货币联盟”，要求对中国“是否操控人民币值”进行调查，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呼吁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
我国现时是否适宜采用汇率自由浮动政策？发展中国家资本市场是否应该开放？货币贬值或升值对现时经济影响如何？本报特此约请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司研究员陈炳才撰写相关文章，敬请垂注。
今天的汇率，不仅仅是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兑换或汇兑比率，它首先是国际储备货币与非储备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储备货币、非储备货币与国际轴心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而且，非储备货币和储备货币基本是围绕国际轴心货币兑换或确定汇率。
汇率的根本问题，乃至货币可兑换的根本问题，是汇兑的数量满足和自由。对于国际储备货币国家来说，汇率贬值确切地说是汇率波动。因为它们的本币可以无限地被创造出来，或通过发行债券等来解决支付、清偿或汇兑中的货币数量要求。
非储备货币国家汇率
自由浮动易致金融风险
但非储备货币国家不能用本币进行国际支付和清偿，一旦没有足够的储备货币或可兑换货币来支付、清偿和满足兑换需要，就要发生债务危机，在汇率自由浮动、允许货币交易的情况下，汇率就不被信任，就要被投机而发生贬值，甚至发生金融危机。
因此，非储备货币国家的汇率自由浮动和货币可兑换进程始终存在获得国际货币的数量约束的困难乃至金融风险，一切债务危机、汇率危机都表现为不能满足兑换的数量要求。
正因为不能充分满足货币兑换的数量和自由的要求，人们因此从国际收支角度划分了经常项目可兑换与资本项目可兑换，目的是通过项目交易限制和数量限制来保证货币的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从理论上讲，凡是非储备货币国家，无论其汇率制度如何合理，由于其国际货币兑换数量受到限制，如果把握不好，都有可能发生危机。
经验表明，由汇率波动导致的货币支付和清偿危机，都发生在非储备货币国家，储备货币国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当然，如果非储备货币国家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和外汇存款，足够解决贸易、债务和汇率波动干预以及应对金融交易投机所产生的对储备货币的需求，或者其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提高且被信任，那么，它实行的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账户开放的风险就会很小，就可以加快推进汇率和资本流动的自由化进程。
因此，凡是本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的国家，实行外汇管制就可能成为必要和必然。没有足够的外汇储备，简单进行汇率制度改革，或进行金融开放，尤其是允许证券资本和各种短期资本跨境自由流动，允许本币与外币的离岸交易，就很容易出现货币危机和其他金融危机。
汇率自由浮动是否必要？
利率、汇率、价格和工资被理论家们认为是调节经济活动的杠杆。以价格来说，它基本已成为企业行为，成熟社会的企业已经从价格竞争走向非价格竞争，价格不再是政府可以控制的杠杆。工资同样如此。可以说，目前利率浮动对调节企业行为的作用有限，甚至利率浮动由企业说了算，而不是银行说了算。
那么，调节汇率是否可以对宏观经济起到调节和控制作用呢？或者说促进某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并带来长期的利益呢？目前看不出来，也看不出有什么必要。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一直保持稳定的同时，我国的出口迅速增长，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仅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
纵观人民币贬值的历史，越是贬值的时候，虽然我们的出口数量增加，但价格下跌，很多产品甚至因为遭反倾销而退出市场，货币贬值往往两年不到，出口成本又上来了。因此，通过汇率贬值刺激出口，在贸易保护主义严重的今天，往往得不到预期的利益。倒是提高产品附加价值、改善结构、提高技术含量的非价格竞争可能更有利于出口竞争力提高。
发展中国家应慎开
资本市场之门
如果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市场，允许资本自由流动，面对强大的外部资本流动冲击和剧烈的汇率波动，要保持独立的汇率政策或稳定的汇率是不可能的，独立的货币政策更是无从谈起。
当资本自由流动以后，一国独立的货币政策无法对资本流动施加影响，独立的货币政策也不足以抗衡国际汇率大幅度波动的冲击，这在货币危机中最为明显。
可惜经济学家很容易忽视这些事实。如果说独立货币政策能够在自由浮动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之后保持下来并发挥作用，这个国家不是正处于金融危机之中(比如大幅度提高利率乃至超过国际利率)，就是正在孕育金融危机。与外部相反的低利率会导致资本大量外流，而高利率又会使国内企业成本提高。如果开放金融市场，允许企业自由借款，则会导致企业大量举借外债(如韩国)，或者是由银行借外债(兑换为本币)谋取拆借资金的利益(如泰国)，从而酿成金融危机。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走上了资本自由化或资本市场开放的道路，就没有自己选择汇率和货币政策独立的自由。美元降低利息而你不随之跟进，就会带来很多严重问题；而保持与外部利率持平，货币政策的调节空间又很小。
适度的货币升值
可以作为政策来选择
国际上有一种看法，认为货币贬值有利，而货币升值不利，据此，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断让本币贬值。但从历史上看，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依靠货币贬值实现工业化和国家竞争力提高的。
在当今开放经济条件下，货币贬值作为政策选择也必须慎用。
在开放社会，货币贬值必然导致企业国际竞争力和国民财富的流失与价值低估；而在不开放社会，货币贬值的危害是国内财富重新分配和通货膨胀。在开放经济下，本币贬值幅度多大，企业和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包括资产、利润等)就相应贬值多大，国民财富和国家竞争力也相应下降，因此，如果不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不应该选择货币贬值。
相反，货币升值则可以提高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但货币升值要根据国家的消化能力、承受能力以及国际国内环境来选择时机和时间。尤其要注意的是，货币升值必须遵循小幅度、慢性化、长期性原则，不能大幅度、快速升值。
在这方面，新加坡提供了很好的范例。新加坡一直坚持保持货币坚挺的政策。即使在美元与黄金脱钩并贬值的情况下，新元兑黄金的汇率也没有改变，这实际上意味着新元兑其他货币在逐渐升值。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日元汇率波动巨大，但日本没有陷入韩国那样的汇率危机，其原因在于日元升值所积累的竞争力和国民财富(包括外汇储备)使其具备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总之，只要有消化能力，货币适当升值是可以的。当然，适当的升值涉及到时间、幅度和时机问题，也有政策操作问题。如果不能把握好这些因素，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汇率政策都可能面临失败。(作者系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司副司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