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烙在2004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深刻印记，就是终年挥之不去的高油价、电荒以及煤炭紧张。用很学者的语言来说，便是中国经济发展已经面临严重的能源瓶颈。
高油价电荒煤荒
一道经济发展的“能源门”
今年以来，发改委连续两次上调汽油零售价格，如今，全国各地的油价均到达了2000年国家实行成品油浮动价格以来的历史最高点。在第一调价后，中国社科院知名学者易宪容就为开车的司机们算了一笔账：按每车每月150升的耗油量测算，每车每月需多支付40元左右，全国的司机每月至少多支付10亿元人民币。而两次涨价之后，这个成本将翻倍。最紧张的老百姓怕是出租车司机了，日子越来越紧，因为每月又多了几百块油钱。而许多企业也因为油价上涨而承担了成本压力。
高油价热烤之时，自去年延续而来的电荒在全国蔓延开来。回头想想，中国摆脱缺电的历史是在1998年，现在想起来似乎并不远，记忆中似乎还有当年昙花一现的鼓励用电政策。此后，以拆分国家电力公司为改革目标的电力改革大刀阔斧。然而，一转眼，中国便悄然间迎来了电力紧张。今年电力紧缺日益加剧，全国绝大多数省份出现了拉闸限电，从生产企业到百姓居民，无不为处于上升通道的电价而担心。而研究数据依然称，预计2005年和2006年全国电力需求分别增长7％－11％和6％—9％。在此情况下，一直关注中国电力改革的刘纪鹏教授甚至称，缺电正在演变成一场“公共危机”，中国正在经历电荒时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煤电油的紧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今年以来，由于煤炭紧缺，大批民间资本开始涌往山西等地逐利，“温州炒煤团”成为今年的一个新名词的同时，屡禁不止、层出不穷的矿难一次再一次地震憾着中国人的心，同时也彰显了煤炭紧缺的大背景。中国煤炭运销协会的数据，显示2004年全国煤炭的消费量达17．8亿吨。煤炭消量的增加加上交通运输瓶颈阻碍，使煤炭供应愈显紧张，尤其是进入冬季之后，随着北方地区供热的需要，许多地区储煤告急。2004年12月6日，国家发改委发出紧急文件，以协调我国现阶段的煤炭运输紧张。而同时有数据称，预计明年全国煤炭供应将有8000万吨的缺口。
而不久前公布的《2004年中国工业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更是绷紧了中国的能源行业神经：2004年的中国工业，呈现一些突出特点，重化工业增速明显，轻工业利润水平下降；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结构性矛盾突出；国际贸易摩擦增多，新型贸易壁垒不断出现。报告预测，我国工业发展面临的能源和矿产资源约束，将成为越来越严重的问题，到2010年和2020年，供需缺口分别是：石油约为1．7亿吨和2．5亿吨；煤炭约为2．6亿吨和5．5－5．7亿吨；天然气2010年能基本保持供应，2020年则缺口650亿立方米。
有人将这一切归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于基础能源的需求扩张，最典型的莫过于纽约原油期货交易所油价狂飙之时，国际舆论抛出的“中国需求祸水论”，有人将此归为中国经济过于重型化，许多学者也就此提出了过度重型化对经济发展造成的潜在隐忧。但能源问题是否仅是因为国内需求和经济结构的矛盾引起的？高油价、电荒、煤荒集中爆发，这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体制缺陷和投资决策失误？今年以来，关于能源体制与能源政策的反思不约于耳。
石油大国的尴尬
谁把高油价带到中国？
今年以来，让能源问题这根神经最敏感的，当属油价，那我们就拿石油来说说。高油价真的是国际油价和国内需求造成的么？
我国目前的成品油价格是在纽约、新加坡、鹿特丹三地成品油价格加权平均的基础上制定的，三地加权平均价格上涨幅度超过8％后，发改委在三地加权平均价格的基础上加运费制定出国内成品油零售中准价，中石油和中石化两大集团以中准价为基础，在上下8％的幅度内制定具体价格。但是，我国目前实行的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接轨还仅仅是价格水平上的简单接轨，而不是价格形成机制的接轨。油价与三地挂钩可以缓冲单一市场价格的波动，但这种定价方式仍然是一种政府行为而不是市场行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际市场价格波动，但却具有滞后性，最重要的是它与国内供求关系脱节。
以成品油进口为例，我国是亚洲最大的成品油进口国，进口成品油通常采用装船当天及装船前后各两天共五天的新加坡普氏燃料油现货报价的加权平均价作为双方结算的价格。而新加坡市场显然并不能体现我国成品市场的供求状况。原油进口也一样。在我国，原油进口主要是通过四家拥有石油进出口贸易权的国营贸易商进行的。即中石化属下的中国联合石化公司、中石油属下的中国联合石油公司、中国化工进出口公司和珠海振戎公司。四大公司从国际市场购买原油，一般是与供应方签订一个中远期的现货合同，而较少采用期货交易的方式。而交易价格往往是以交货当天与前后各两天共五天内某个国际市场价格的加权平均价格为准。
据了解，我国的石油进出口业务有严格贸易权限制，只有四大公司才拥有石油对外贸易权，几乎所有其他公司进行石油进口业务，都需要通过四大公司代理。四大公司按照总成交额的一定比例来收取代理费。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国际油价的高低与石油进出口公司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从利益的角度而言，油价高对他们而言并不构成压力，因为垄断体制很容易就可以将成本转嫁到下游及终端消费者，高油价代理反而可以多赚钱，所以，从石油进口机制上而言，企业缺乏规避价格风险的动力。
而国内的油田的原油价格也与国际价格挂钩，与自身的开采成本没有直接关联。另外，由于中国没有加入国际原油的期货交易体系，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没有控制国际原油价格的能力。尽管在两次高油价的冲击之下，中国燃油期货在上海亮相，但是目前尚未形成对国际价格的干预能力，直到目前，中国进口原油比例大，但在价格上完全处于一种随波逐流的状态，石油进口大国并不拥有国际油价的发言权，所以国际油价一涨，中国油价就随之发烧，而这种发烧并不是国内市场需求的反映。
因为在国际原油定价体系中没有发言权，中国的原油进口一直陷入一个“买涨不买落”的怪圈。一些国际游资往往在中国进行国际原油采购时也借机抬高油价，这种“购买怪圈”今年又一次得到验证，同时也为“高油价中国需求祸水论”埋下借口。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今年1月到9月，由于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中国已为此多支付130亿美元。但是，这种成本最终是由谁承担了呢？最终的埋单者是国内的下游行业和消费者。在全国人民为高油价承担成本的同时，我们看到，今年以来，石油石化企业利润以令人咋舌的速度飞升，各大石油巨头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创下历史最好水平。
垄断放大能源阴影
体制性能源危机困扰中国
我们再来看看所谓的“油荒”。由于成品油批发权全部掌握在中石油与中石化，两大公司为了有效地控制利润，采取了利润留在批发环节，以批发补贴零售的做法。这样，批发价格定得较高，两大集团自己的加油站利润空间也缩小，仅仅能维持正常运转，但两大集团通过系统内核算保持整体盈利。而对于只能从两大集团进油的社会企业而言，这种做法几乎将他们逼上了绝路。我们也注意到，今年油荒期间，许多社会加油站油源中断，频繁挂出“无油”的告示，而同时，国内还有大量成品油在出口，而为了满足实际上的国内需求空缺，成品油走私活动层出不穷。
所以，有不止一位学者认为，在成品油领域，中石油、中石化两大石油公司利用其优势地位，对它们之外的成品油企业实行了垄断或者变相垄断，在石油产品销售上实行内部价格，限制了石油业的有序、有效竞争。实际上，从原油的进口，到陆上勘探开发、采油炼油、成品油批发及零售等各个领域，均是两大集团双寡头垄断的格局。在整个石油行业中，市场竞争极不充分。
所以从根本上而言，今年笼罩全国的高油价恐慌，只不过是垄断体制制造并放大的阴影。
而电力和煤炭又何尝不是？刘纪鹏教授的研究认为，从电力改革的角度看，长达五年的“拉锯式”电力改革虽然最终实现了拆分国家电力公司的目标，但由于电源项目和电价的审批都是在政府有关部门，事实上，前国家电力公司的企业组织垄断仅是表象，中国电力垄断的根源是在于行政性垄断。因此，尽管拆分了国家电力公司，但是却仅是“改体不改制”。中国电力行政性垄断的本质不仅没有打破，而且有进一步加强的趋势。电力改革的真正目标是为消费者和用户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这只能靠市场的培育和完善才能完成。但目前为缓解电力紧张，用行政代替市场的手段越来越多。整个电力体制仍在旧的行政渠道内运行，老百姓与企业均感受到的是电价上涨的压力。
徬徨在这道被垄断体制放大的“能源门”前，我们的选择只有一条：破除垄断。
（执笔；搜狐财经执行主编王子恢）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