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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的国学试验班
年方20出头的女生王颖，由于能熟背《红楼梦》，并且可以随兴地吟诗作对，从大一开始，此姝就在校内开办了“红楼论坛”，吸引了诸多博士生、大学教师慕名前来听其讲座，风头颇健。
事实上，她只是武汉大学2001年首届录取的国学试验班学生之一。
在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武大国学班教研室成员郭齐勇看来，搞这个实验班就是要致力于培养拥有深厚文史哲学术功底人才。
据参与国学班招生的武大老师介绍，武大自2001年开始创办国学试验班，每年不受学科限制、面向全校范围的大一新生进行甄选，小范围有针对性地进行“打通文史哲”的国学人才培养试验。
在不到四年时间里，除了像其他学生一样学习马哲、法律、计算机等公共课外，“国学班”学生还要学习数十门专业课，系统掌握我国传统文学、史学、经学、小学（文字学、音韵学、训估学）的基本知识，熟悉基本典籍及治学之道。其中国学通论、古代汉语、四书、诗经是必修课程，同时还要选修周易、荀子、佛学、儒学、天文历法等课程，除此之外，他们还被要求必须掌握英语、日语等至少两门外语及计算机网络应用技术。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入武大国学班学习。筛选这些学生的一个重要判断标准，是考察他们理解基本典籍以及对学术的思辨能力，甚至还会对这些学生的家学渊源作为附加调查项目。它的招生要求十分苛刻。记者注意到武大国学班2004年招生简章上一个有意思的表述：招收人数15人，宁缺毋滥。
另一方面，它选择任教老师的要求也同样严格。据武汉大学国学班教研室主任覃启勋介绍，对老师的要求有三点，其一，要有博士学位；其二，要有留学经历，要精通一两门外语；其三，要有高级职称以上。
但是，这并不是国内高校试图培养国学人才的首次试验。
北大的综合班和元培计划
事实上，北京大学早就有文科综合试验班（以下简称综合班），从1994年开办到2000年的最后一届，一直都被外界冠以“国学班”或“大师班”。尽管北大一再否认了这个说法，但仍被学术界视为自上世纪初清华大学国学院之后，国内高校开创国学人才培养的“二次先驱”。
北大通常选择在各系的迎新大会上告知新生，如果他们愿意，并且能够通过相关的笔试，他们将得到进入综合班的机会。
余夕（化名）是最后一届综合班的学生，如今她已是北大中文系研究生一年级的学生。回忆起当初在综合班的学习生活，余夕觉得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因为我们大三的时候就回到了中文系。”综合班与文史哲三院的普通学生相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大一大二的时候多上了一些文史哲的基础课程。到了大三的时候，他们再根据各人的志愿去了文史哲各院。
但到了毕业推研的时候，这段经历对他们其中的某些人造成了影响。“平均分达到75分就可以保送研究生”，这个动人的许诺是一些学生选择进入综合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是在他们要毕业的时候，情况变成了“平均分达到75分就有保研的资格”。
而且，由于综合班的严师们在打分上过于苛刻，班上的同学通常学得辛苦但分数普遍偏低。摆在这些学生面前的就是这样的尴尬：相对于其他院系学生3至3．5左右的绩点来说，他们平均在2点几的绩点显得过低。
曾经上过综合班的某些优秀学生因此失去了保研机会，有知情人士表示，“显然，出现这样的状况是导致北大文科综合班仓促收场的一个重要原因。”
北大中文系系主任温儒敏教授则解释说，综合班只是一种“实验品”，和其他的班级比较，他们不过是多带有实验的先锋性，是为文科教育闯路子，并不意味着拥有特权。
虽然综合班给这些学生打下了不错的文史哲基础，但学术界对此的评价却是，综合班所教授的内容太多太杂，这本身就不适宜作为专业教育的大学教程，这才是导致综合班最终流产的真正原因。
但是，北大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此的尝试，就在综合班淡出之后，被视为“国学教育”继任者的“元培计划”随即开办。元培计划在教学上继续贯彻“强化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十六字教改方针。相较于综合班所期望的“打通文史哲”，元培计划则是一次更大的实验，它的计划是要“打通文理”。
然而，综合班的最终流产，使得被称为“实验加强版”的元培计划，也受到了来自学术界同样的质疑。不过，综合班的结束显然给了元培计划一些教训。虽然可选择的课程很多，但学生的选择还是相对有计划的，在进行了文史哲等基础学科的系统学习之后，大都得到了来自相关专业学科老师们的帮助和指导，进一步地细分研究领域，然后分类学习。
如今，元培班的第一届学生也即将面临毕业。或出国，或工作，或读研。但是，他们的去向选择和北大其它院系的学生并没有太多不同。这被外界视为北大试验的又一次无功而返。
左右摇摆的定位
虽然北大、武大等高校的试验计划正在艰难中前行，学术界对于被视为国粹的国学有无必要振兴这个问题，仍然纷争不断。最具代表性是杨振宁，他指责易经是近代科学不能在中国诞生的罪魁之一。
2004年9月3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提出观点称“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杨振宁的论点立时在互联网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最终，争论的中心论点扯出了一个老话题——李约瑟难题，即，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在有着先进文明的中国萌芽。2004年10月23日，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和《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激烈的争论之后，这个问题就像李约瑟难题一样没有共识的答案。
当然，更多的意见还是倾向于“有必要振兴国学”。清华大学教育所副教授蓝劲松认为振兴国学是非常有必要的：“对民族来说，这件保存国粹的工作我们这一代必须要做。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的断层的时间太长了；再拖下去它的兴起会更加艰难。”
武汉大学国学教研室主任覃启勋说得更为通俗而亲切：每次从国外回来，刚下机场，对“国”的感情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因此在西学的大量涌入的今天，国学的兴起更显得不可或缺。
而有不愿透露姓名的学者指出，学术界本身对于国学是否有必要复兴的纷争，导致了北大、武大以及其他正在进行国学班试验的高校们，对于国学班本身定位的左右摇摆，这才是导致国学复兴步履艰难的真正原因。
这位学者认为，无论是武大的国学试验班，还是北大的综合班以及后来的元培班，虽然他们都在进行着国学的复兴试验，但是这些高校都在措辞当中尽量避免“国学”概念的提出，这显然是为了逃避被甩入学术纷争的做法。但是，在这种避讳的过程当中，这些高校忘记了一个最重要的事，那就是“大学的精神”以及“专业的设置原则”。
按照这位学者的理论，专业的定位，一定应该是“非黑即白”的，不能左右摇摆。培养国学这种基础理论的学术人才，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培养思想家，培养学者，培养大师。否则，这个专业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学生进入这个专业，他们的未来是什么？该往何处去？这显然是学校在设置专业的时候，必须给予解答的。撇清与“国学”的关系、含糊不清的所谓“打通文史哲”乃至“打通文理”的定义，都是可笑的。因为他没有给学生指出他们所应该背负的责任。
国学的未来
至于大学的精神，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所的创建者，亚伯拉罕·夫莱克斯勒曾有一个表述叫作“没有用的知识的有用性”。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邹恒甫是这个理论的支持者，他促使了武大国学班的创办，并且提出“大学、研究所应该成为人类高贵精神的守护所，最精粹思想的栖息地，如果国内大学还奉行当前的教育思路，也许可以教出几个富翁，教出一些工程师，但思想家就很难出现”。
国学班是否能培养中国思想家，这个问题要在几十年后才能见到答案。但在就业市场如此不看好的今天，国学班的就业情况并不像许多人想像的那么低迷。据说，某国学班的毕业生北京找工作期间受到了一家大型ＩＴ企业的青睐。
从国家的层面上来讲，蓝劲松认为国学的有用性无毋置疑。“传统文化并不是不产生效益，虽然它不见得直接与市场挂钩，但对国家来说，有些东西的传承是必须的。就像波斯语，突厥语，虽然这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但是我们还是需要能读懂文献的人。”
无论有怎样的评说，国学似乎还是慢慢热起来了。除了北大与武大的试验，越来越多的黄口小儿走进了类似私塾的国学启蒙班，在孔子像前诵读起《弟子规》、《论语》等传统开蒙教材。国学教育表现出从“精英”转向“普及”趋势。
蓝劲松认为，国学班的人数应该少而精，不应在全国大面积地展开。覃启勋则认为国学教育是否精英教育这并不重要。因为有精英教育就不可避免地有普及教育与之对应，事实上国学教育在低龄儿童中普及开来对国学研究将产生一种推动力。
目前，武汉大学的第一届国学班的学生，大部分人被保研，有的被推研至北大等名校，或出国深造。覃启勋认为，武大国学班以后会长期办下去。并且，即将可能发生的变化是，武大国学班的招生范围，将从只针对本校的在校生，转为面向全国进行统招。
（ 责任编辑：影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