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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去年年末，我们的记者带着激情与诗意，穿越了故乡天下黄花，穿越了东部黄金海岸。
今年此时，我们再一次穿越。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延绵的长江用激荡水波把中国错分为东中西三个各呈差异的地理区域。以长江为轴，以“三”为万物之始、中华整体崛起之盼，我们的穿越将逆流而上，顺长江脉搏，在历史的纵深里，时空的交错中，领略沿江城市呼吸的起伏，码头兴衰的潮涨潮退，乡村发展的困惑得失，以及资本流动的星云轨迹。
上海、武汉和重庆，分别处于中国的东中西部，对这三个区域龙头城市的考察，实际上是对整个长江流域，以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再盘点。我们寄希望，三城之力，将辐射四周而引领中国整体协调发展。
码头作为长江的门户，自身本是时空高度交错、历史沉淀之处；同时亦指涉了商贸流通，城市文化，底层社会组织，以及政治争斗等方面的风云变幻。自清末以来，码头的兴衰，记录了城市和其辐射区域的兴衰，更见证了中国从闭关锁国到走向世界，以及长江流域政治经济重心迁移的历史。对码头这一沿江重要场所的穿越，正是对长江复兴之梦与流域经济整合之考量。
水畔乡村岁月流变，东中西部差距日趋凸现下，穿越中我们见到了更为紧迫的议题：如何解决当下不同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不同问题，如何探索可能的不同发展模式，藉由市场与政府之手，在一个重构的乡村社会中为民众寻求最大的福利与公正。
东部独领风骚二十多年后，资本的持续流动已经使得地区间资本生产率差距出现了缩小趋势。这一趋势，加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推进和倾斜中部政策的实施，将使得资本区间流动进一步频繁，可能在未来逐步改变资本流动的格局，使之较为有利于中西部的发展。中西部面临的新机遇正耦合东部的新挑战。资本的流动，必将再度重塑地方政治经济制度。
在流域经济整合和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框架背景下，此次穿越，我们将视野聚焦于东中西部的联动发展与中国的整体复兴。
“三城故事，兴衰码头，乡村岁月，逐流资本”，跟随我们，一起穿越，穿越长江，穿越中国！
[三城故事]：上海 武汉 重庆
上海：世界经济语言的核心音节
本报记者 李 磊 上海报道
“《华盛顿邮报》说得没错。”三支半“科罗娜”入胃的Ｉｒｆａｎ Ｍｕｇｈａｌ摇头晃脑，不停嘟囔着：“圣诞老人已经把家从北极搬到上海啦。”
这是2004年圣诞节前的某个傍晚，福州路船长青年旅馆六楼的Ｎｏａｈ’ｓ Ｂａｒ里音律旋转。
求学于哈佛法／商学院的双修翘楚Ｉｒｆａｎ来到露台：朝东望去直到黄浦江，殖民时代留下的西方复古主义建筑群沉默在暖暖夕阳里；江那边，则是上海骄傲的未来主义天际线——全是曼哈顿式的摩天大楼。江风拂面，Ｉｒｆａｎ还在嘀咕：“我是说，如果这世界上只有一个圣诞老人，那么他肯定定居在上海。”
他的理由，或者说《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的理由很有趣：美国经济在巨额双赤字背景下的无就业复苏，将导致需求持续疲软。出于价格刺激消费等考虑，圣诞老人做出了战略决策——把采购基地常设中国上海。“一流的软硬件设施，以广袤的长江三角洲即成长中的世界制造业基地为腹地，难道还有更完美的候选城市吗？”
这个傍晚的两个月前，从另外一个剑桥（哈佛大学位于麻省剑桥，此处指英国剑桥）走出的自由撰稿人Ｐｅｔｅｒ Ｈｏｗａｒｔｈ，登上了与Ｎｏａｈ’ｓ Ｂａｒ一江之隔、金茂君悦酒店第87层的Ｃｌｏｕｄ 9。
之前，Ｐｅｔｅｒ对于上海的全部想象来自于探险家、小说家Ａｎｄｒｅ Ｍａｌｒａｕｘ的经典作品《人的命运》：“一座到处是鸦片馆、充满颓废气息的城市……黑猫夜总会里，身着绣花丝绸的中国女人、一身酒气的俄罗斯人以及混血杂种，再就是面临破产的商人、青帮分子和娼妓……爵士乐令人如醉如痴。”
而随身携带的望远镜，刷新了Ｐｅｔｅｒ的上海想象：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起重机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在这个城市的地表集聚，超级摩登的建筑和勉强站立的房屋相映成趣，Ｇｉｏｒｇｉｏ Ａｒｍａｎｉ、Ｇｉａｎｎｉ Ｖｅｒｓａｃｅ、Ｇｕｃｃｉ和Ｌｏｕｉｓ Ｖｕｉｔｔｏｎ在橱窗里缤纷斗艳。
两个“剑桥人”，在两个不同的时空里使劲地睁大了眼睛。
春江水暖，1842年－1912年
鸥鸟收翅，立于桅杆与缆绳所夹成的平面里。
一个英式西装穿得一丝不苟的犹太人站在黄浦江边，眺看船楫如梭；而裹披邋遢布衣的长辫码头工人们则是驮着麻袋，从甲板上快步向青石板路。
这是19世纪30年代里的一个饷午。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此时已被英国议会通过：棉纺织品和鸦片经海路输入清国疆域，丝绸和茶叶也是继续从广州、上海舶出。早李鸿章几十年，这位叫Ｄａｖｉｄ Ｓａｓｓｏｏｎ的精明商人敏锐直觉，“千年未有的剧变正成中华帝国灼热潜流，而上海已是春江水暖”。
Ｓａｓｓｏｏｎ知道，汇入到这个历史趋势中去肯定能赚很多钱；他不知道的是，某种程度而言正是很多类似他这样的人的四海主义雄心冒险，才把“海洋文明”的基因镶嵌到了上海的城市精神里。
出生于1793年的Ｓａｓｓｏｏｎ迁居孟买后加入英国国籍，1832年在孟买设立了沙逊洋行，几年经营下来，沙逊洋行成为了印度在波斯湾的最大贸易机构。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香港被割让而广州、上海等五市为通商口岸；1845年，沙逊洋行上海分行继香港、广州分行之后设立，主要经营鸦片、棉纺织品和棉纱等商品贸易。
由于通江达海、深入腹地，上海贸易地位日见枢纽——远洋、长江、南部沿海、北部沿海等齐全航线也形成。《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一书中收录了描述19世纪中后期长江水道繁忙景象的报道：“河面上漂满各式各样的小船和大船，有帆船、有轮船……数都数不过来。”
1864年，早已是英属印度地区首富的Ｓａｓｓｏｏｎ会同其他洋行代表15人发起创办了汇丰银行，时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此时，离上海在20世纪末提出建设“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还有约莫130年的光景。
沙逊家族在上海的成功已经超越了商业史的意义层面，从里面前前后后走出的人影响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从远东地产双子星Ｓｉｌａｓ Ａａｒｏｎ Ｈａｒｄｏｏｎ（哈同）与Ｖｉｃｔｏｒ Ｓａｓｓｏｏｎ（跷脚沙逊）到Ｓｉｒ Ｅｌｅａｚｅｒ Ｓｉｌａｓ Ｋａｄｏｏｒｉｅ（嘉道理爵士），从垄断民国四家银行、上海中央造币厂和江海关监督的席氏家族到今日澳门赌王何鸿荣的父亲何世光。
正是他们，直接推动和见证了租界扩进的全过程。上海的邮电通讯、市政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同时迅猛发展：大英自来火房煤气公司于清同治元年成立，同治十年有了邮政；光绪七年有了电话，同年英商自来水公司开始营业，电厂出现在光绪八年，光绪二十八年引进了汽车，三十四年法租界出现有轨电车；宣统元年沪宁铁路通车。
19世纪末鸥鸟掠过浦江两岸时，外滩已罕有芦苇，人流如织极其热闹。离摩天楼时代还远，大造仓库却是开始——五湖四海的商人、洋行、船厂纷纷在江边和苏州河沿岸建仓库、堆栈和码头。他们不可能知道，100年后，用来堆放谷物、丝麻甚至鸦片的仓库，竟会成为先锋艺术家的时尚集居地。
远东旧梦，1912年－1949年
时光荏苒，已是1929年的年底。
华懋饭店（现国际饭店）十三楼的书房，是一间装置得古色古香的豪奢处所，Ｖｉｃｔｏｒ Ｓａｓｓｏｏｎ正摇转着磁石式电话机。阳光流淌进来，明清式样的紫檀木和黄花梨家具祥和静谧；置放桌头的电报上说世界经济危机已经爆发，还好，中国的法定货币是白银。
作为家族继承人，跷脚沙逊这时已经是新沙逊洋行的掌门人。20世纪20年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波澜壮阔而民族企业高速成长，他把集团的战略重心从孟买转向上海。
这并不是一个很难做出的决定：“作为无税口岸的上海免征财产税而公共租界内只征房捐和土地捐，经济活动极蓬勃，企业利润空间也明显。”上海当时已是远东第一大都市，东亚地区的航运、贸易和金融中心地位也是初现。
就航运来说，对内是借助黄浦江、大运河及密如蛛网的江南水道，对外，地处太平洋西环航线要冲的上海，与北至东京、大阪，东到旧金山、洛杉矶，南向香港、台湾、新加坡的距离都适中，而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也便捷了与欧洲的交通。1931年数据显示，上海港进出口船舶吨位已名列世界第七。
贸易而言，上海此时是对外贸易和对内埠际贸易的特大中心，其中外贸在全国外贸总额中占40％左右，1936年达55％。金融方面，1920年后中国银行和中央银行等一批重要机构相继把总行从北京移到上海，再加上英资、法资、德资等金融机构，到1935年上海成为58家银行的总部或东亚区总部。另据估算，1936年在沪银行、钱庄和信托公司的营业资力占全国几近一半。
投资上海的商业和住宅地产让跷脚沙逊赚了个盆满钵满。由于1925年开工建设的华懋饭店外饰豪华、地段卓绝再加上是上海第一个高层建筑，改制为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不久的新沙逊洋行蜚声上海滩。
据上海地方志记载，仅1931年上海吸纳的ＦＤＩ就达11．1亿美元，占外国在华投资总额的34％。其中，对上海进出口商业投资占其全部在华此类投资的80％，对上海工业的投资要占其全部在华工业投资的67％，对上海的不动产投资要占其全部在华不动产投资的70％。
20世纪的20－30年代，“去上海”甚至成为了许多西方年轻人的青春梦想，而先行冒险者也纷纷受邀在家乡报纸上撰文造势。
一位在上海做巡捕的英国人在伦敦报纸上写到：“上海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城市，任何一个英国城市都落后它100年……夜晚灯火阑珊像是过狂欢节，管弦乐团在河畔公园演奏，每分钟都有一辆最新款式的美国小汽车从眼前开过，交际舞会多得让人应接不暇。”
作为当时最国际化的大城市之一，上海最多时云集了58个国家的8万多外国人，其中不乏爱因斯坦和卓别林这样的人物。1935年后上海的街头，甚至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冷战”场面：中午时分，英国商人和德国商人在外滩道路上擦身而过，相互间根本不致意而是高昂头颅走向自己国家的俱乐部。
上海的民族工、商业也在这个时间段里迅猛崛起，尤其是在棉纺织、面粉、缫丝、卷烟、化妆品、皮革和机器等行业领域。从1912年到1927年，上海开设各类华资工厂近500家。
1933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上海工厂数占当时全国12个大城市工厂总数的36％，资本额占全国12个大城市总数的60％，生产净值占全国总值的66％。
政界人士而言，由于距离民国政府都城南京较近，上海也是总被聚焦——从孙中山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无一例外：如孙中山就在其著于1922年的《建国方略 实业计划》一书中提出“设世界港于上海”，而1922年11月地方政府也绘制了《大上海计划图》。
然而，在19世纪中叶免于太平军掠城的上海，终于没能跳过城市命运的新一拔劫难：1937年淞沪战役枪声响起，国际和民族资本像听到了响声的鱼一样在瞬间游散；抗战胜利后，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又逼得相当部分的剩余金融、产业资本做出了第二次撤退的艰难决定。
此后的几十年里，上海走出了一个急速下坠的轨迹。
再弄潮头，1949年至今
“浪奔，浪流，万里涛涛江水永不休……”
1984年那个夏天的每晚8：00，上海弄堂里回荡着叶丽仪的沧桑嗓音，港剧《上海滩》正在热播，让整个红色上海长吁短叹。
从金星牌14寸黑白电视的新闻片段里，他们看到了20世纪80年代香港的繁华；而从香港的电视连续剧中，他们又知道了香港原来只是“小上海”罢了。
事实上，当时上海不仅失去了国际影响力，在国内的城市横比中也是屡遭挫折：1965年开始的“三线建设”对国民经济布局进行了战略性调整，由于以国防考量为轴心上海在重心之外；1980年《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颁布实施，不久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开放——落差是一日千里以至于有老一辈上海人感慨“比较深圳上海正成为‘下只角’”。
不均衡发展战略破了体制的铁幕，却也使得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度只有全国平均的1／2。回头看，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处于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小企业、非公有制到大城市、大企业、公有制经济的试点阶段，上海的角色只可能是为试点部门和地区提供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
“难忘，灿烂，谁会忘得了上海滩……”《上海滩》的片尾曲又是响起。歌声如斯，只是，谁还有经济眼界和政治勇气为上海向中央荐言？
农历辛未年（1990）春节后，敏感的观察家们在国际主流媒体援引党报的披述：3月，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中国的关键就是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并提出了“抓上海”的战略构想：“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它搞起来是一条捷径”。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将浦东、上海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次年，小平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时对朱镕基（时任市委书记）表示：“浦东的问题不仅仅关系到上海，上海的前途也不仅关乎自己。中央是希望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不久，市委、市政府提出，要建设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四个中心。
时隔50多年后，奇妙的化学反应以肉眼可以观察到的速度重新开始——哪怕是在阴郁的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也未曾减慢：到1999年，内外环高架，杨浦、南浦和卢浦大桥，地铁二号钱，浦东机场，世纪大道和浦东大道，浦东国际会议中心，金茂大厦一系列建设都已经或者接近完工。一如崔健所唱，上海“又回到了老路上”。
99财富论坛和ＡＰＥＣ会议成功举办后，上海在城市历史上第二次成为了新移民的目标：以全球套利为圭臬战略的跨国企业巨头们，为再造利润链条而选择上海，争先恐后着惟恐出局；民营产业资本则看重上海不断升级中的城市融资功能，低调的来到这里期待壮飞。
从物流到人流，从信息流到资金流，上海历史上第二个黄金时代已经开始。而硬件设施建设至今也没有停止一刻，《经济学家》今年1月15日就感慨着报道：“首条做商业用途的时速达430公里／小时的磁悬浮列车，已经连接了龙阳路和浦东国际机场……Ｆ1上海站5．5公里的赛道，花费了3．1亿美元的建设资金……为了6年后盛开的2010世博会，30亿美金的旧城改造资金也已基本到位。”
地产热随之汹涌，以至于预警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上海人谢国忠撰文表示，“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泡沫。”这种观点，也为华尔街的观念领袖Ｓｔｅｐｈｅｎ Ｒｏａｃｈ所接受。
不买账的可大有人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的常务副秘书长王建就放言，鉴于人口、土地基数比，中国将只可能走集约式的发展路径——像上海和北京等大都市的房价，未来10年最少涨三倍；国家国资委研究中心的宏观部部长赵晓也殊途同归得出了相同结论，他预言，“上海追赶东京和纽约等世界一流城市的路有多长，上海房地产发展的空间也就有多大。”
上海市的智囊看到了地产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商务成本的上升和城市发展的可持续性。尽管出台的一系列产业政策表明高层认同“上海已经不是纯粹引资的量的问题了”，但2003年市政府还是召开了“降低比较商务成本，为上海经济发展提供内在引力”专题情况通报会。
随后以“嘉（定）青（浦）松（江）”173平方公里为试点地区，目标旨在创造与江、浙周边平等引资条件的政策便是推出。2004年，长江流域联动发展的多个会议召开，媒体上说“中央和长江沿岸各省市已经就复兴黄金水道达成共识”。
无论如何，正如不久前《金融时报》上一篇评论所断言的，上海正演进为星球经济秩序的核心节点。“这使得它在不断进行自我升级的同时，也改变着城市地图之外的世界……就像姚明改变了ＮＢＡ的篮球飞行抛物线，就像刘翔消弭了亚洲人自己想象出来的行动边界。”
“这分明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了呀。”2004年12月24日晚，来上海过圣诞节的纽约人Ｐａｔ 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在浦江游轮上惊喜着，就像一个无意中走进了糖果店的小女孩。几秒钟后一位陌生人用伦敦口音英语补充：“更让人战栗的是，没有人知道它还有多少潜力。”
（ 责任编辑：单秀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