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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一挥手，中国经济送走了不平凡的2004年，又迎来了充满希冀的2005年。
回首2004年，面对宏观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局面，中国经济理论学术界对各大经济问题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激情大辩论。这些争论促进了社会各界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很多问题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廓清了很多原本不明了的谜团，为今后研究经济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的经济尤其是金融市场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客观公正地研究，而不能再“两眼一摸黑”式的探索，否则，代价太大。只有经过独立调查、科学分析、公正研究和多方求证之后，才能保证这些争论结果更好地服务于经济金融稳健运行这个大局。
争论最多也最激烈
2004年，是经济理论学术界争论最多也最激烈的一年。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很多的争论大潮，而2004年将会以争论最多、争论的局面更加复杂与争论日趋白热化和不理性、但最终会为未来的争论得到明了结果奠定坚实基础而载入史册。
随着宏观经济的不断高涨，在年初，理论学术界曾经争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在年中争论“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之后的“通货膨胀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再后来的“央行是否加息”，还有待于最终结果检验的“房地产泡沫”之争，最后的“产权改革”之争最终为全年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时至今日，中国经济改革到底该怎么走？
回顾年初，在四月份之前，社会各界纷纷争论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过热”，其实，当时的地方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数据已经严重背离，其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数据是不真实的。最终，我们发现，低质量的统计数据是造成争论的最主要原因。争论的事实证明了建立一个高效率的、透明的和独立的统计系统对中国经济的管理和规划尤为重要。
随着中国经济对原材料需求量的增长迅猛，国际市场上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从国内外得到的数据最终证明了中国经济的确已经出现了以“过度投资”为主要特征的“局部过热”。在四月底发改委一系列的行政性紧缩政策之下，我们看到，过热的行业逐渐冷却下来，但是，这种降温更多地成为了表面现象。
随着行政性紧缩政策的不断被削弱，理论学术界所担忧的行政性紧缩政策对整体经济结构不利的方面渐渐显现。所以，社会各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意愿：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应该更多地采用市场手段。
更多的专家学者提出应该对人民币汇率和利率做出调整，而施行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如何退出、如何利用税收政策调控经济与对各种经济成份同等国民待遇等方面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种情况说明了理论学术界的一定问题。
对人民币汇率的改革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同时更多地是社会整体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抉择问题。而利率的变动则主要基于经济运行的需要，当各方面的经济数据达到了应该加息的地步就必须加息。
在8月底，本报发布了虎杰投资首席分析员张寅的文章，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数据表明，在10月份中国很可能需要结束存贷款利率长达九年的持续下行，开始进入加息周期。虽然当时的央行出面否认了相关报道，但是，到了10月末，面对各方经济数据表现出来的迫切需要加息的态势，央行还是冷静地选择了加息。
从央行近一年的市场行动来看，主要是在货币市场反复进行公开市场操作——发行了大量的央行票据，回笼货币，但由于大量押宝于人民币升值的外资进入，使得央行回笼货币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而行政性紧缩政策已经逐步到期无法继续下去。
我们可以看出，专家学者对很多经济问题的争论和央行不得不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以确认中国经济的真实状况，再次说明了中国的确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高效率的统计系统，这样，中国国内对经济问题的理性认识和正确制定合理的经济政策才能够实现。
对货币政策的这种纷争也涤荡了中国的经济理论学术界一些泡沫，一些经济学家前后观点的不一致被暴露在聚光灯下，这对中国经济理论学术界的长期发展大有好处。
触及实质 指导实践
当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时候，终究有一天，中国必须对某些根本性的问题做出抉择。是中国经济更重要，还是一些特定的条条框框更重要，通过各种实践和各种“摸着石头过河”之后，我们发现，各种改革和试验的优点和缺点都暴露出来。2004年，给中国经济理论学术界的争论也提供了更多的机会，2004年是争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机遇年。
回顾2004年，我们发现，在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我们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的时候，发现了过去很多改革和实验的优缺点。中国经济改革就如同一个人的成长一样，二十多岁了，发现以前的一些不起眼的小毛病居然变成了大问题，而一些不经意间的小工作居然创造出了巨大的价值。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对于产权改革的争论就没有停息过，但当时间进入了2004年，由于经济学者们针锋相对地争论“国企产权改革”到底如何进行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各种观点的碰撞，这对更加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的产权改革大有裨益，对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非常有好处。
回顾20多年的改革，虽然在各种政策的保护和扶持下，国有企业仍然是江河日下，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一降再降，而更主要的是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在不断下降，不仅仅难以与外资企业竞争，也不能和处于夹缝中的民营企业竞争。这种局面让中国的经济理论学术界不得不经常反思：中国国有企业的出路在哪里？
当郎咸平提出应该停止不公平的ＭＢＯ并不断炮轰他认为不公平ＭＢＯ的企业的时候，他迅速闻名中国了。不公平的ＭＢＯ，当然需要停止。但他随后开出了“信托责任”的药方，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方法不可行，但也有人认为可以试一试，中国20多年的经济改革不就是在试探中走出来的么。但是，不断争论的结果表明，正如郎咸平提出的，不公平的确要停止，但是问题出在不公平上，并不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更不是民营企业收购国有企业上。产权就是产权，所有的企业应该在竞争中决定其生存和发展权利，而不是通过保护和特权来生存和发展。所以，最终的争论结果变成了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问题，而不是所有制形式问题，形式就是形式，没有实质性内容就难以存在。
争论的进展给我们了一个越来越明晰的经济发展方向：建立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让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奋力发展和公平竞争，最终，在三公的条件下，它们的竞争力会决定它们的命运。
资本市场 献策献方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越来越占据整体经济的核心地位。作为以三公为基本原则的资本市场，其生存与发展决定了一个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水平。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将来更是如此。对于资本市场发展的争论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
理论学术界普遍认为，在经历了长达三年多的低迷，资本市场到了该做出抉择的时候了。相关各方为了相关利益也不断地提出相关方案。是“治病”还是“救命”之争与沪深Ａ股的估值标准究竟是什么成为了今年争论的焦点。当然，关于“国有股减持”和“全流通”的争论仍然成为了核心问题。
在相关市场结构不完善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比较单一。没有做空机制，更没有相关的配套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举步维艰。但同产权改革争论比较来看，两者又有了某种相似之处。有专家指出，从各方面的争论来看，目前的问题集中在是否公平、公开和公正上。看来，还是三公的问题。
有专家指出，如果国有股减持的方案是公平的，并且考虑到市场的接受程度是渐进的；全流通的问题也应该是渐进的；而这两个核心问题得到了解决的话，“治病”还是“救命”之争与沪深Ａ股的估值标准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风险来自于三公的水平不够，而不是现在讨论的很多问题，我们也相信，随着讨论的深入，很多问题都会变得更加明了，这需要讨论的各方尤其是相关利益各方的理性和客观，同时更需要独立的认真的经济金融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推进，混沌的状况将会显得更加清晰，问题最终会明了的。
（ 责任编辑：吴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