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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袁卫东
“我刚拜访了北京”，世界直销联盟执行副总裁Mariano，面对来自中国的记者团，略显激动。
2004年11月中旬的一个上午，在美国华盛顿世界直销联盟总部的会议室进行的最主要的话题，是宣称要在2004年底出台的中国直销法。在这一备受中外注目的立法进程中，世界直销联盟一直扮演着相当重头的角色，在那些备受关注的直销大企业背后，它推动中国政府对直销立法的践诺。
现在，一切努力似乎到了马上就能获得结果的时候，他们反倒出言极其谨慎，对于已经四处流传的立法草案的内容，对于中国政府要在立法中强力规定直销企业规模，以及奖金激励限度的争议热点，都声称“那是中国政府的事情”，他们尊重中国政府对经济的“管理”。
两个小时后，在几个街区之外的一家重庆菜馆，安利全球公共事务副总裁候力威，品尝着全无辣味的美式川菜，强调在中国直销立法的机会已经成熟。这位前美国助理国务卿，在寓意丰富的言语中，认为中国中小企业的直销机会应在第二波。这暗示着，开放直销市场的第一波机会由大公司主宰。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方向和对策？对不起，候以一名外交官的职业态度，不予置评。
回到中国，在公众和业界欲睹直销法真容时，却不断爆出诸如商务部草案被国务院法制办退回、直销立法没有如期出台但并不影响中国践行对WTO的承诺等等让人震惊的消息。
整个进程的确相当复杂。围绕直销立法的多方博弈，尽管只是未来WTO框架下中国问题的冰山一角，但它的走向预示着2005年更大戏剧出台的风向：跨国公司在华的战略深入，已经依靠中国的WTO承诺，演变成立法的现实，这绝对有助于我们理解，10年以来，跨国公司为什么能够深入布局中国，并逐步成为影响中国未来政经秩序的强大力量。
而这一进程，同其一度与中国国家战略相匹配的位置发生分歧，与现实政经秩序产生冲突。而单纯依赖以开放促增长、促改革的道路，最终会与真正长久推动这个国家崛起的价值和规则相冲撞。
风向流转
风向微妙地发生了变化。
如果以一个脉络将2004年涌现的声音串联起来，我们就会有新的发现。从中国企业家年会上蔓延的“拉美化之忧”，到“朗讯贿赂”案惊爆，揭露跨国公司在华的商业黑幕一时蔚然成风；再从中国工商总局出台“跨国公司在华的垄断报告”，到全国总工会激烈批评一些跨国公司没有“依法”组建工会；这些来源于本土工商业阶层、大众媒体、准政府部门直至政府强势部门的声音，对于10年以来笼罩在中国土地上的“世界500强”与外资崇拜光环而言，是一个逆反。
还记得在上世纪90年代的那场大争论吗？在那一波交锋中，跨国公司被视为“民族工业”（主要是指国企）最可怕的杀手，因而遭到抵制。但这种舆论最终被视为发自狭隘民族主义的偏执，让位于引进全球化力量的经济理性。但2004年的喧嚣不应被简单视为90年代那场交锋的回归。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难道沃尔玛没有建立工会是最近发生的事情吗？难道一些跨国公司在华建立绝对的竞争优势，是最近的事情吗？显然不是。那么，为什么只是到现在，才变成一个不可接受的事实呢？
因为发生关键变化的是社会气氛，这种气氛最终抵达了政治层面。曾在原有的国家政治体系中狂飙突进的跨国公司，与中国新的政经秩序会有什么互动？
一场关于中国国家战略平衡的新探讨已在进行中。2004年夏，中国社科院召开了一个有60名专家参与的会议：利用外资20年的回顾与反思。会议报告提交到高层，基调是批判性的，涉及外资规模问题、好坏问题、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拉美化问题，以及国家的管理措施等。据说，后来曾专门为此召开总理办公会议。
商务部被要求就社科院的报告限期作出回答。商务部于是在北京由高层主持召开专家会，来自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社科院拉美所、高盛、国务院发展中心、对外经贸大学等处的专家在内部发言中，基本认为社科院的报告有些变调，不能反映当时会议的讨论事实。其后，“外资不影响中国经济安全”的声音被传递出来。
这可以视为政府强势部门各自表述自己的立场。但他们为什么选择扮演这样的角色？在重建中国国家战略平衡的新一波动向上，这一事件是解读中国政治对外资态度微妙转变的象征。
在平衡东西部发展差异、城乡差别上有所作为之后，2004年有两个场景提醒以重建平衡为旗帜的中国新政经力量，该如何面对10年来跨国公司在华的逐渐深入与扩张。
第一个场面是，赴美参加中美贸易峰会的中国谈判代表，在英特尔公司面前遇到了阻碍。在强大的国际压力之下，中国政府与本土企业联手试图确定的无线接入标准，终被阻击。而正在遭受美国反倾销调查的中国家电企业问题，却没有被公开提及。，
在国际上越来越强烈的反倾销背景下，中国本土企业的国际化遭受阻击，但跨国公司在华却越来越深入。明显的对比，相信中国社会对此不会没有反弹，而中国政府亦不能无动于衷。
第二个场面是，意在整肃地方政府与民企重型化合流导致某些领域过热的宏观调控，在民企被迫收缩时，但跨国公司却置身于外。汽车，钢铁等中央降温的热点，却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重点。地方政府亦笑逐颜开。
中央政府部门对跨国公司在华的战略深入，发出了严厉的声音。对此，跨国巨头们并非无动于衷。在国家工商总局的“跨国公司在华的垄断报告”披露后，柯达中国区主席叶莺说：“我意识到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件。”
这位10年以来跨国公司战略入华最具象征性的人物所言，极具标志性。柯达、微软、利乐这些巨头，迅速对自己在华的市场竞争行为作出申辩。直到“工会门事件”亮相，沃尔玛、柯达等积极表态，只要员工提议组建工会，公司亦不阻拦。而无一例外的是，跨国公司紧急启动在华的高层公关。
他们的代表人物已经敏锐地意识到，1999年上海财富论坛上，中国与跨国公司空前携手的政经结合盛况，恐难再现了。
未来的争夺
10年以来，跨国公司通过与中国国家战略——“以开放促增长、以开放促改革”结盟，与地方政府的GDP主义结盟，以全球的产业分工，以WTO的国际谈判框架，以世界企业的价值和商业伦理，甚至以企业公民为旗帜，在华取得前所未有的战略深入。对于跨国公司与中国之间利害关系的描述，越来越聚焦在一句话上：中国成为其全球竞争的战略支点。
在这一宏大进程中，跨国公司对中国政经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引人注目。而在这里显现的“中国规则”，不只是现行的秩序，更关键是真正支撑中国崛起的未来规则。在一个异常繁荣的10年之后，中国内生出一个重建内外战略平衡的要求，背后是中国主体经济力量战略失衡的危险。
在WTO框架下，对建立未来规则和现实利益的争夺越来越加速，最终将导致新的冲突浮出水面。
一个趋向是，WTO过渡期结束，中国政府承诺的彻底开放到来，诸如零售业、金融业、服务业等诸多限制要取消，跨国公司新一轮扩张不可避免。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前期为在华战略布局所消耗的巨额美元，要靠在中国市场收获利润来平衡。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在华全面布局的能量会进一步凸现，不排除在一些竞争性的行业，跨国公司也将获得主导权。
跨国公司会拿着WTO的时间表，不断检验中国兑现承诺的步伐。其背后的国际力量对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争执，核心利益也在此。关于中国入世3年的回顾，清晰地展现了这样的脉络。而在国内，没有这样一张时间表；在上一个10年，内部市场并没有给予其所有成员以统一平等的“国民标准”。
最关键的是垄断国企及其背后行政垄断的根深蒂固。这使反垄断法的出台，更像是一个拉锯式的过程。跨国公司在华的超市场竞争优势，也就可能得不到真正的平衡。
但一个趋势已经越来越迫近：跨国资本与中国垄断资本的结合。
如果说，2004年之前“产权改革”的困境在于，国企庞大的资产需要赎买，但究竟谁是接盘者？国家还没有让民企成为国家经济主流的准备，在章法无度的商业环境中，民企自身备受怀疑，相当多的企业并购案例使民企“做大”，变成了“圈钱的妖精”。而一度备受关注的MBO，在2004年国企改革大交锋中，被指控为瓜分国民财富的暗箱操作。
2004年末，国资委明确表态，大型国企叫停MBO。而在未来以“股权多元化”为重心的国企产权改革中，跨国公司作为“战略投资者”，将成为第一位接盘者。
这样的趋向会加剧中国内外不平衡的国家战略冲突，也必将引起本土经济力量的反弹和国内强大的批评浪潮。意图重建中国战略平衡的政府，不能不对此作出反应。力图将跨国公司在华的扩张，控制在某种政经秩序中的姿态和行动，与跨国公司谋求在华进一步的战略深入，必然交锋。
2005年最终出台的直销法，政府强行规定直销企业奖金比例等限制，引起海外直销巨头的不满，而政府对获得参与直销市场的企业规模限定，则引起国内企业的不满。而相当多的企业，即使在规模没有达到标准的前提下，依旧试图在这个领域获得巨大收益。监管难度与立法的精神，均受到挑战。
反垄断法出台的拉锯式争执，一面因为受制于国内行政垄断、大国企垄断的现实，在立法的基本精神上面临挑战；另一面，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在WTO的框架下正演变为全面战略优势，本土经济力量在内外夹击之下，处境不堪。社会上呼吁反垄断的声音高涨，并将持续将压力传导到政治层面。
（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