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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渐进式的改革方向甫一落地，中国的草根经济便开始在坚硬的计划外壳上寻找破土的缝隙。
历史证明了这条体制外生长之路的智慧。否则，如何解释温州这样一个中国经济版图上的盲肠地带，竟
因远离计划管制而成了民企茁壮的摇篮？
今天，民营经济不断刷新着自己的茂盛———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近日透露，今年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创造了6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60％以上的工业总产值，以及40％的固定资产投资。
然而，2004年的中国民企也发出了一声叹息。
越来越频繁的反倾销诉讼、越来越小的投资边际效益，没有核心技术和品牌的中国制造将走向何方？
在一个以产业立国的民族里，这声追问显得尤其沉重。
其实，对于热情如一团灼热的岩浆，翻滚着渴望继续突奔的中国民企，前路有两个清晰的方向——产业升级和产业转型。
升级已是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如何在原有产业结构上嫁接品牌、技术的附加值，决定了中国制造的命运。
2004年12月，联想宣布耗资12.5亿美金并购IBM公司PC部，而中国的另一家非国有企业海尔，更早就在探索一条自创海外品牌的道路。
然而，可以相信有更多的民企会选择转型。
生长于缝隙的中国民企，很多已被锁定于低端产业，升级成本远高于转型成本———温州炒房团在今年有多热闹，就有多无奈———炒房竟成了温州过剩产业资本的最佳增值方式。
还是有这样一些企业，雄心勃勃地寻求机会转型：一方面他们在早期选择了一些在全球分工体系中易守难攻的行业，比如房地产、零售业；另一方面，他们坚信一个大国，必须在重工业中确立自己的世界版图。
于是我们发现，一直沿着增量轴线延伸的中国民企，已试图展开更为宏伟的资本图卷。
这就是为什么，2004年有一个新词组被不断提及———“民企重型化”。
温家宝总理应该也听到了中国民企重新寻求产业定位时急促而沉重的脉搏吧。
2004年9月，温总理亲赴温州召开了一次民营企业家座谈会，针对民企的所谓36条是会上传出的一声天籁。据说，在当时的草案中，电信、矿产、航空等等都有望开放。
临近年末，36条已是呼之欲出———这就是中国民企热潮下一个奔涌的最佳出口吗？
如果更形而上地解读民企重型化，真正的语境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正由增量切入存量，这意味着新一轮磨合的代价已摆在面前，再次亟待被集中兑付。
为此，民企需要有迎接轮回的勇气。
中国的民企不会忘记，20年多来，他们既享受了改革的成果，却也曾被渐进的方式所煎熬。尤其在融资、法律、行政审批等问题上，多少都承受过苦难和磨折———有人在一次次的锤打中泯灭了，也有人一次次奇迹般地淬火重生。
如今，他们面临的考验更胜以往。重型化的资金需求更大，对手更强、技术门槛更高。而且，重工业的特性，决定了少数人相对垄断才是一个最优的经济结构。这告诉他们，新一轮的竞争是淘汰制的。
有人说，在市场中学习游泳的民企并不害怕交锋。当然，如果国有资本只是作为一种资本形态来平等竞争的话。
2004，作为国资委元年，它在填补了以往的国企所有者缺位问题后，正斗志昂扬地召唤着国有资本从沉睡中苏醒。
国资委担负的两大任务———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和对国有经济布局和战略性调整作规定，决定了它今后的选择必将是既有较高效益，又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我们甚至可以换个说法，那些准垄断行业。
今年前十个月，474户国有重点企业实现了超过5000亿的利润，大多来源于非完全开放行业。据查，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宝钢集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7家上市公司，2003年的国有权益和实现利润就分别占中央企业的25％和78％。
11月初，国资委公布了首批49家央企的主业。资料显示，2003年这批企业利润总额和上交税金为2738亿元和3102亿元，分别占中央企业利润总额和上交税金的91％和87％。
对照传闻中36条针对民企的拟开放行业———我们似乎已可听见，2005年，两种资本在同一片疆域上的金戈铁马之音。
今年10月份，中国三大电信集团被突然换帅，这种被视为撕裂市场化进程的做法，当时让不少人醒悟，“国企依然可以靠行政性指令，国企领导首先还是政府官员。”
那么，在依旧强调审批制度的重型工业领域，国企的身份是否仍有特权？这恐怕是民企必然的疑惑。
再深一步，当大家泛泛而谈地对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时，是否意识到面对的是一个伪命题？“有”是一个产权范畴，“营”则是经营层面。不厘清这个基本的误解，便放弃了可能的第三条路径，即国有民营。
也唯独如此，所有路径的最终指向才是一致和清晰的。
对民资的开放，不应仅仅是一个36条，更仰仗一个公平的游戏规则。国资在追求保值增值的时候，必须同时回归自己的本位———享受作为股东的一切权力，但不能因为这个股东是国家而附加额外的特权。当然，也不能再像以前一样背负额外的义务，比如企业办社会。
这一切，仍需大胆尝试，谨慎决策。
让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