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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宋至清的地理禀赋条件的变化的分析可以导致以下结论。农业生产相对工商部门具有土地密集性质。宋以后疆域相对人口的扩大必然导致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的相对集中，周期性地变为元明清各朝的广布状态，因而导致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相对萎缩。
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扩张是内生型城市化的重要原因，其萎缩必然导致城市化水平的下降，海外贸易的下降，分工水平的倒退，创造、发明环境的恶化，使内生增长得以可能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日趋沉寂。
农业文明的兴起可看作是人类进入文明期的起点。之后，人类社会的演进日益分道扬镳。有的社会稳步前进，有的停滞不前，有的先慢后快，有的先快后慢。时至今日，民族之间的差距有愈益扩大的趋势。其中的原因不用说已经十分清楚。李约瑟便对以下的事实困惑不解：中国在1500年以前领先世界长达一千多年，拥有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辉煌的科技成就，但1500年后却日渐落后。这便是有名的李约瑟之谜。
为了揭开这一谜题，人们提出种种假说。中国国内的典型看法有：循环停滞论、资本主义萌芽论；而西方相对应的看法则有：冲击－反应论、近代早期论等。本文支持循环停滞论和刺激－反应论，认为即使中国在近代早期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缺少其他必要条件，工业革命仍然不可能。
工业革命的发生，除了科学革命这一前提条件外，还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1）适当的地理禀赋条件；2）具有一定的城市化水平；3）允许民间从事海外贸易；4）有安全保障；5）相对自由的政治－经济制度。之所以将地理秉赋置于第一位，是因为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地理秉赋对文明进化有着非同小可的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中国宋朝以及宋朝以来的地理禀赋条件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要素禀赋的逆向变化，使中国不存在自发走上工业革命道路的可能性。
1 近代以前地理秉赋对文明演变起主要作用
地理秉赋对文明进化具有主要影响，古希腊文明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力的例子。所有的古代文明大都基于农业的发展，但是希腊的城邦文明具有明显的超前性，不得不承认希腊的独特地理因素对其文明发挥的重大作用。
近代以前，地理秉赋对文明进化具有主要影响，古希腊文明为我们提供一个有力的例子。所有的古代文明大都基于农业的发展，但是希腊的城邦文明具有明显的超前性，已经产生城市文明和工商社会的各种萌芽，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往往超过拥有几千万人口的农业文明。
究其原因，不得不承认希腊的独特地理因素对其文明发挥的重大作用。古希腊所在的巴尔干半岛多崇山峻岭，仅在靠海处有些小的冲击平原。这种地理形势为古希腊著名的城邦的出现和提供最佳的条件。各城邦能借助周边的高山自卫，却由于腹地的有限，没有一个城邦可藉以崛起而完全抑制其他城市的自由发展。
这些城邦大多无法实现粮食自给，必须通过出口非粮食产品和手工产品，和海外交换粮食，因而有和外界发展贸易联系的内在动力，并用开拓海外殖民地的办法舒解人口压力。这种地理禀赋的优越性在于，既靠近中东古文明，又有爱琴海和地中海与之相隔，使它尽可吸收早期文明的丰富成果，退又不易被波斯帝国等专制社会吞并，获得由部落军事民主制飞跃进入城邦民主制的独特机会。
从希腊的城市化水平来看，希腊居于城中从事工商活动和智力型活动的居民的比例很高。例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雅典总人口40万，至少有1／3的人口居于城中。
另据Bairoch估计，希腊全境的城市化水平在古典时期高达20％－30％之间。这意味希腊的城市化水平在两千多年的古代，便达到了中国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才分别达到的水平。同其他文明相比，这种基于城市和国际分工的工商文明，和被动、孤立，静止，人口高度分散而缺乏互动的农业文明相比，必定大大有助于知识积累和技术进步。
2 要素禀赋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的启示
要素秉赋发生变化时，要素在部门间的分配也会发生变化。根据这一理论，一国的疆域的扩大，会造成农业这一典型的土地密集型部门的扩张。
赫克谢－俄林理论指出，各国的产品构成、分工和贸易格局主要由本国的要素禀赋的比例所决定。例如，相对劳动而言土地更为丰富的民族，会生产和输出土地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土地而言劳动比较丰富的民族，则正好相反。
要素秉赋发生变化时，要素在部门间的分配也会发生变化。例如，一个民族如果突然获得大片土地，不但新增土地会全部进入土地密集型部门，而且本来用于劳动密集型部门的一部分土地和劳动也会流向土地密集型部门。
根据这一理论，一国的疆域的扩大，会造成农业这一典型的土地密集型部门的扩张。后者的扩张会使人口分布变得分散。恰成对比的是，劳动密集型部门所需土地很少，因而在相对较小的空间内，可以容纳较多的劳动密集型部门。所以，如果一国疆域缩小，劳动密集型部门相对农业部门会获得扩张，造成人口的聚集，形成内生型的城市。而内生型城市化正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源泉。
要素禀赋会影响到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的终极源泉只有三个，即：投入的简单增长、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第一种增长源泉受到禀赋的限制，无法持续。而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更有效的两种增长途径。技术进步表现为生产力边界的向上外移，制度创新表现为产出由生产力边界之内移向边界。值得注意的是，制度创新同时又是使技术进步内生化的主要途径。
而所谓内生型增长，指的就是通过不断促进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达到经济的繁荣，而不是简单地通过依靠已有的技术、制度和单纯增加各种投入，或通过外来财政的转移达到本地经济总量的增长。
3 宋朝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巨大变化
宋朝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和对内、对外经商贸易权利也较唐朝更高，可以说宋朝的城市化形态相对汉唐时代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在向工商型和贸易性城市演进。
自战国到宋朝的一千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显著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特别是宋朝，不但城市化水平最高，拥有汴京和杭州这样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以及长江下游地区的一系列繁华城市（例如苏州，南京，宁波，泉州等），而且市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和对内、对外经商贸易权利也较唐朝更高，可以说宋朝的城市化形态相对汉唐时代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在向工商型和贸易性城市演进。
恰成对比的是，汉唐时代城市主要为政治控制或军事防御而设，城市的商业活动从属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商业在官方设置的坊市内进行。坊市可以锁闭，有市吏把守，有军兵巡逻，定时开闭。坊市关闭之后，一天的商业活动便算结束。入夜城门紧闭，城内并有宵禁。在坊市之外的街道不准开设面向大街的门窗，居民住宅的大门必须开设在小巷里，也有围墙和大门，并有政府官吏把守。坊里仅为居住之地，不得经商。
可想而知，这样的城市管理对物资交换、信息流通和人际互动一定造成极大的障碍。
在政府对民间外贸的开放方面，由于国土的沦丧，宋朝政府看重的是对外贸带来的经济利益，特别是关税收入。因此宋朝严格限制得不偿失的朝贡贸易，将对外贸易的空间的相当部分让渡给民间。这就给民间自发推动市场制度的演进提供了比较广阔的空间，于是，民间的各行各业便积极地探索集资和股份的渠道。若当时能坚持下去，这些做法会导致融资和集资的新制度，而且一个开放的社会也会有机会源源不断地输入世界各地的新产品、新技术、新知识，乃至新制度。
但是，宋以后各个朝代的疆域较宋大大拓广，耕地面积明显增加的同时，人口则经历锐减再恢复的漫长时期。例如元朝在疆域极大扩张的同时人口锐减，使元朝统治者执行一条重农主义政策。大批因长期战乱而荒芜废耕的土地被收归国有，或被分封给皇公贵族，以便集中人力物力，迅速屯田开荒。大规模进行的屯田又分军屯和民屯，以解决因人口锐减造成的劳动短缺。由此可见，元朝的地理禀赋引起的要素秉赋变化十分不利于中国社会向工商社会演进。
明朝的疆域和人口的相对变化同样不利于工商城市的进一步发育。元末明初的战乱造成人口锐减。明朝初期江南居民或遭强迁，或自愿迁往农村，以恢复抛荒土地的农耕生产。人口的这种流向自然推延中国这块最富庶、最有活力的地区向工商社会的演进，使中国进一步向农业社会倾斜。
明朝中期后随着人口的增长，江南一带人地矛盾尖锐化，中国社会再次产生向工商社会过渡的内在冲动。然而，明朝向工商社会演变的条件要较宋朝更为欠缺。明朝的社会体制十分僵化，长期实行海禁，海外贸易重新纳入朝贡体系。郑和下西洋完全是政府行为，没有培植民间外贸力量。海外的知识和技术难以流入中国，流入后也难以被广泛接受。晚明向工商社会的演进为满族的入侵而中断。
满族入关，使中国人口再次锐减的同时，极大地开拓和巩固了中国的北方、西北和西南疆域，特别是农耕条件良好的东北疆域。这种人地比例的变化使重农主义有了再次实行的客观条件。
4 结语
地理禀赋条件的变化为统治者实行重农主义的治理理念提供广阔的空间，使中国向工商社会演进的发生逆转，中国社会内生的一些发展潜力和市场活力遭到扼杀。
对自宋至清的地理禀赋条件的变化的分析可以导致以下结论。农业生产相对工商部门具有土地密集性质。宋以后疆域相对人口的扩大必然导致人口的空间分布由宋朝的相对集中，周期性地变为元明清各朝的广布状态，因而导致劳动密集型部门的相对萎缩。
劳动密集型部门的扩张是内生型城市化的重要原因，其萎缩必然导致城市化水平的下降，海外贸易的下降，分工水平的倒退，创造、发明环境的恶化，使内生增长得以可能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日趋沉寂。地理禀赋条件的变化为统治者实行重农主义的治理理念提供广阔的空间，使中国向工商社会演进的发生逆转，中国社会内生的一些发展潜力和市场活力遭到扼杀。
恰成对比的是，正当欧洲城市化进展迅速，工商社会逐渐成形的时候，中国的城市化不进反退。所以说，中国不可能自发产生工业革命，事实上也没有发生。
1978年来，中国的经济日益变得自由和开放，充满活力。以上海为代表的东部沿海已经成为世界分工链的重要部分。
然而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途径，还是有着不同的观点。究竟是通过更大胆的社会变革使东部获得更多的制度自由，以便使东部更快地攀登世界分工链的较高部位，还是出于对粮食安全，社会稳定，城市居民的承受能力，以及中西部的收入差距等的担心，人为降低东部的速度，拒绝彻底走出农本社会，限制农民进城定居，企图用农村工业化来实现现代化？
这些争论并没有结束。所有这些争论对中国能否顺利完成赶超世界先进民族的任务，并在完成赶超任务之后能否再次成为像宋朝那样有原创能力的社会至关重要，对中国能否最终彻底地融入世界经济也是至关重要的。
在这个意义上，研究宋朝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功亏一篑的经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仍然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为作者2004年8月21日在“世界中国学”论坛专题研讨会上的演讲稿，由本报记者祝乃娟整理，并经作者审定。）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